冒名使用醫保卡、造成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的責任，明顯應主要由持卡者、冒名者承擔，非有確鑿證據證明醫療機構與工作人員違反程序、有意與之配合，就不能胡亂給予處罰。這樣的胡亂處罰，真正起到的作用，不過是提醒醫療機構時刻不要忘了與強勢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搞好關系”罷了。

　　今年8月份，深圳市社保局以經暗訪、現場檢查，發現“醫生給參保患者看病不核卡，記賬員不核卡，造成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為理由，對深圳市的數十家社康中心和門診部實施了處罰，除數百元罰款外，暫停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記賬資格3個月。但醫療機構的負責人們覺得特別冤，對記者說，是被社保局“釣魚執法”了。(《新快報》)

　　醫療機構冤不冤呢？確實冤。新聞報道中說，社保中心派員持他人醫保卡在上述醫療機構就醫、取藥，一經成功，便成為了不核卡、造成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的證據，但核卡，審核就醫、開藥者是否持卡，與經過對一張照片的審核、就能準確判斷出醫保卡卡主是否為前來就醫者本人，可完完全全是兩碼事。遑論如醫療機構工作人員所說，調查行為顯然經過了精心準備，要么，是調查人的年齡、樣子與卡上的照片很相似；要么，故意偽裝病痛，使醫生陷入醫德的困境中，除非醫德盡失，不得不先行給予治療，并落入陷阱。

　　問題之關鍵，在于醫療機構雖然有責任核定就醫者是否持卡，但醫療機構卻不負有在規定程序以外、百分之百地準確核定醫保卡真假的責任。而社保局，卻將后者強加給了醫療機構。

　　此一種強加，如果是合理的話，那么，既然社保局負有防止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的責任，我們也可以將百分之百地防止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的責任強加給社保局，如是，則完全可以以上述之社保局調查結果為由，罰社保局之款，關社保局之門。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人、一群人，也沒有任何一個機構、組織，能夠負得起無限責任。現代社會之所以要強調依法辦事，強調必須要恪守程序，不僅是對于組織、機構、團體、個人之具體行為的限制規范，避免其肆無忌憚的行為對社會、對他人造成傷害，也是對組織、機構、團體、個人的特殊保護，即只要合乎法律法規、典章制度規定，只要恪守了程序，只要沒有具有主觀惡意的行為存在，盡管沒有將事情做到盡善盡美令人遺憾，也不應追究具體行為組織、機構、團體以及個人的責任。

　　因此牽涉到法律法規、典章制度，以及具體程序正當合理與否的問題，相關之條文，如果本身是不夠正當合理的，則法為惡法、制度為壞制度、程序為壞程序，必然導致公共管理混亂，導致弱勢群體動輒得咎。如具體事件中的醫療機構，存在著，正常營運著，就隨時可能被強加不應負擔、沒有能力負擔的無限責任，違規與否，是否要接受處罰，完全取決于強勢主體的隨心所欲，便只好在陰暗中生存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但凡是強勢主體的要求，無論合法與不合法，都要盡可能地辦。

　　所以，才必須堅持開門立法，追求法的來源正當。也就是說，不同利益群體，必須都能夠平等參與立法，于是能厘清責任的邊界，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的邊界，使得每一行為主體、每一行為人，都能擁有明確的行為預期，于是能堂堂正正地工作與生活在陽光之下，而不致2時刻恐懼于、受害于權力的任意侵害。

　　例如在具體事件中，冒名使用醫保卡、造成醫療保險基金流失的責任，明顯應主要由持卡者、冒名者承擔，非有確鑿證據證明醫療機構與工作人員違反程序、有意與之配合，就不能胡亂給予處罰。這樣的胡亂處罰，真正起到的作用，不過是提醒醫療機構時刻不要忘了與強勢主體及其工作人員“搞好關系”罷了。

　　一段時間以來，盡管我們慢慢習慣了說“釣魚執法”，但深圳市社保局之具體行為的性質，某種程度上說，其實比“釣魚執法”更惡劣。“釣魚執法”歸根到底只是執法不當，而深圳市社保局之行為，則是權力肆意侵害權利，首先挾行政權力之威搞部門立法，制定壞的制度，強行提出包含有惡意的要求，要求醫療機構承擔無限責任，使得任何醫療機構不可能不違反制度，然后想處罰誰就處罰誰，不僅執法不當，更是立法不當，法的來源不正當，一定程度上說，是“法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為公共管理之最嚴重的弊端之一。 許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