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一些醫生反映深圳市社保局“釣魚執法”，執法人員假扮患者引導醫生看病，并以不核對醫保卡為由，對醫生進行處罰。但社保局卻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暗訪。(11月16日《齊魯晚報》)

　　“釣魚執法”的概念外延正在受到極大沖擊——怎樣的行為算是“釣魚”，怎樣的行為算是可以被接受的“暗訪”，社會認識似乎仍然非常模糊。此前央視曝光北大第一醫院“非法行醫”事件，北大醫院堅決認為央視報道失實，并且嚴厲指責央視記者在扮作患者進行暗訪時涉嫌“釣魚”。但多數人認為這屬于正當的新聞暗訪，是輿論監督的正常手段。

　　那么，是不是說，涉及對象是老百姓就是“釣魚”，涉及對象是公共權力部門就是“暗訪”？或者對已經發生違法事實的取證稱為“暗訪”，主動引誘出違法行為則成為“釣魚”？我嘗試著從這些角度來劃定“釣魚”與“暗訪”的區分，卻發現終究都是徒勞。

　　深圳市社保局通過醫生是否核對醫保卡來判定是否違法，似乎有“主動引誘”的成分，從手段上，社保局的取證手法存在爭議；從結果上，糾正一些醫院的錯誤做法又無可厚非……

　　一個合理有效的制度，要既能糾正錯誤，又要保持手段上的正當性。我國長期來在制度設計方面對于執法手段的研究非常缺乏，這種滯后成為執法上的突出矛盾。再多的口水與板磚，都代替不了法律上構筑的邊界，隨著“執法手段”的概念被社會廣泛關注，急需有關部門來回答這個命題，清清楚楚地告訴大家，什么是釣魚，什么是暗訪。　　(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