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有三難:立案難；(判案)干預多；(判決后)不執行。基本上所有久拖不決的行政訴訟案件,都能在其中找到“三難”如影相隨。盡管難,卻沒有絲毫放棄的理由。要實現法院獨立審判的終極目標,卻不能僅靠司法機關自身的努力,而需要多方合力。民告官難,往往難在司法之外。

　　行政訴訟通常被稱為“民告官”。最高人民法院11月15日發布了《關于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護當事人訴訟權利,切實解決行政訴訟“告狀難”問題。要求徹底廢除各種“土政策”,嚴禁以任何非法定理由拒絕受理“民告官”案件。

　　行政訴訟法是代表中國民主法治發展進程的“招牌法”。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法治社會,“民告官”到底有沒有門,折射出公權力在何種程度上包容個人權利的表達。因此,行政訴訟案件“行政首長出庭率”一直很受關注,各地也多番加以強調,“一把手”的出現至少可以在表面上看出官方的重視程度。但專家們似乎更關注“出庭率”之外的問題,直言“民告官”案件民眾勝訴率低得“耐人尋味”。相關專家指出,2007年上海市法院受理了1900多個行政訴訟案子,作為被告的行政機關敗訴率僅為7%,其中,涉及規劃、行政許可等問題的,行政機關更是很少敗訴。7%,這恐怕是一個具有全國參考價值的數字。

　　民告官有三難:立案難；(判案)干預多；(判決后)不執行。基本上所有久拖不決的行政訴訟案件,都能在其中找到“三難”如影相隨。在一個普通的“民告官”案子中,案情從法律上看非常簡單:法院應予以立案,而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原告很有可能勝訴。但法院卻陷入了兩難的局面———如果不立案,法院會因為執法不嚴而受指責；而立案并判原告勝訴,法院又會因為不服從大局而受批評。如是,法院只好選擇向上級請示書面精神以求兩全。

　　應當說,司法系統對民告官“三難”早有共識,為打破這種困局的努力亦從來沒有停止過。在第五次行政審判工作會議上,時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毫不諱言:在當前的司法環境和社會環境下,老百姓打行政官司壓力大、難度大,要讓“民告官”不再難,必須拿出硬措施。去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了民告官的“去處”。此次《意見》出臺則劍指“立案難”,為所有法院受理民告官案件提供了“精神”。《意見》要求,各級人民法院要全面準確理解和適用行政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不得以任何借口隨意限制受案范圍,也嚴禁以任何非法定理由為借口,拒絕受理某類依法應當受理的行政案件。同時還規定了法院協助當事人起訴的義務———由于起訴人法律知識不足導致起訴狀內容欠缺、錯列被告等情形的,應當給予必要的指導和釋明,不得未經指導和釋明即以起訴不符合條件為由予以駁回。很顯然,以上規定都直接回應了現實中各種形形色色不予立案的理由或托詞。

　　行政訴訟本身作為一種司法制度,是為了保障公民或其他組織對政府的某些行政行為的錯誤能夠尋求到司法救濟。盡管這個制度在我國誕生不到20年,在我國傳統法律思維的土壤里顯得有點水土不服,但法院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干擾審判案件,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價值,也是追求公平正義的必然要求。因此,盡管難,卻沒有絲毫放棄的理由。然而,要實現法院獨立審判的終極目標,卻不能僅靠司法機關自身的努力,而需要多方合力,畢竟法院也僅是司法改革中的一環,本身亦是被改革的對象。“民告官”案件中的中立者———法院及法官———也常有其身不由己的時候。民告官難,往往難在司法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