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助周恩來、鄧小平做經濟工作

　　谷牧在回憶周恩來時說到，自50年代到北京工作后，周恩來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至今一直激勵著我”。

　　周恩來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是什么？學者張宏喜認為，在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中，有別于以王明為代表的“天上掉下來的馬列主義者”，以及山溝里土生土長的馬列主義者，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在歐洲創建和參加共產主義組織的那一批共產黨人，給全黨帶來了優秀的基因。周恩來遵守紀律，服從中共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但也沒有像“天上掉下來的馬列主義者”那樣高高在上、教條和脫離中國實際；佩服毛澤東和服從黨的紀律，也基本擺脫了那種心胸不開闊、急于求成的缺陷，而是廣納各方所長，把馬列主義同中國的實際和優秀傳統較好地結合起來，實事求是，凡事不偏激，考慮較周全，既宏觀又細致，積極而穩重，腳踏實地，能聽取和包容不同意見，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能最廣泛地團結各方人士。這種優秀基因給中國人民、中國革命特別是建國后的建設、乃至后來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極大的好處。

　　因為這種基因，或者像谷牧所言的思想品格和工作作風，周恩來的政務院或國務院中吸納了大批黨內讀過書的優秀人才。在他秘書長或辦公室主任中，李維漢、齊燕銘都是讀書人出身。即以谷牧來說，到北京后能兼任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除了他本身的能力之外，與周恩來重視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有很大的關系。

　　谷牧的兒子、著名劇作家劉會遠評價乃父說，“父親曾深受周總理的影響，專業干部必須堅守原則是周總理的政治遺產之一。”他又說：“谷牧的一生堅守‘常識’和‘理性’，并在他身上體現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最后在勝利完成改革開放的歷史使命后被稱為‘明白人’。”

　　評價周恩來，“中庸之道”是常常掛在嘴邊的詞語。谷牧行事的原則性和“中庸之道”，自然帶有周恩來言傳身教的烙印。

　　在谷牧當年的工作環境中，要與之打交道的人，有像周恩來、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甚至毛澤東這樣的比他要年長一輩的中央高層領導，也有年長他許多、資歷比他深的李富春、薄一波等領導人。從1955年1月到北京工作，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審查、“靠邊站”的5年(1968～1973)，谷牧一直在中央經濟和建設部門任職。從谷牧的回憶錄及別人寫谷牧的文章中，我們看不到他與上述哪個領導人有什么爭執。相反，谷牧與他們相處得非常融洽。正因如此，谷牧自到中央工作以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即使在“文革”日子很艱難的時候，在報道中央領導人出席某重大場合時的一長串名單后，總會帶上一句：“還有余秋里和谷牧同志。”熟悉當年中國政治的人都知道，這個“還有”的“名單學”，是一個人沒有被打倒的象征。這，自然是谷牧“中庸之道”的體現。

　　谷牧的原則性，從“文化大革命”中的兩件事情可以得到充分體現。

　　第一件事情是關于工交《十五條》起草的過程。“文革”初期，工交系統遭受的沖擊很大。周恩來曾找余秋里和谷牧談話，要他們一個抓計劃會議，一個組織一個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統如何“抓革命、促生產”的問題。這后一個任務，就落到了谷牧肩上。

　　而中央文革小組的領導人陳伯達，已經就工交系統如何進行“文革”擬出了一個文件。在谷牧主持討論這個文件的工交座談會上，與會者對于稿子中提出的“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問題，都表示反對。谷牧重新起草了一個修改稿，明確寫上“十七年來，工交戰線基本上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這個總精神，除此之外，還對原稿作了一些增刪合并，增加了以下三條實質性的內容：(1)工業化大生產具有連續性和社會協作性，不能停產鬧革命，只能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地搞；(2)工人參加“文革”活動，只能在業余時間內進行，八小時工作制不能侵犯；(3)學生不能到工廠去串連。修改后的稿子，由原來《十二條》變成了《十五條》。

　　不料，谷牧的修改卻引起陳伯達的極大不滿。谷牧應召到陳伯達辦公室后，陳拿出一本線裝書，怒氣沖沖地要谷牧讀讀他指定的一段話。這是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的一段文字：“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因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意思是，寫文章的，搞歷史的，研究天文的，是類似算命打卦一類的下九流人物，本來就是被主子和上方所戲弄、被娼妓戲子所豢養、被社會習慣勢力所輕視的。谷牧在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時，以沉默應對。陳伯達便大發牢騷說：“反正我們寫文章的，無權無勢，小小老百姓，誰也瞧不起。過去鄧小平瞧不起，現在你們也瞧不起，你們有本事啊！把我們的稿子改得體無完膚了，有本事你們自己寫一個嘛！”谷牧這才明白，陳的火氣是源于他對《十二條》的修改。谷牧當然知道此時陳伯達的地位，但他依然解釋說：“情況沒有這樣嚴重，我們不過是結合工交系統實際，加了那么幾條，使文件更完善一些。”此后，面對陳的許多蠻橫不講理的話。谷牧以沉默應對。雖然事情后來因周恩來堅持而平息，但谷牧的做法也讓人欽佩。

　　第二件事就是黨史上有名的“二月逆流”。當時的說法是：“三老四帥兩幫兇”。(三老指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四帥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兩個幫兇是指谷牧和余秋里)。負責記錄的谷牧，三老四帥對“文革”怨氣沖沖、會引起麻煩的話，“一個字都沒有記上”。作為“兩幫兇”之一，雖然對谷牧的批斗逐漸“升溫”，但他依然秉承周恩來的指示，像個救火隊長一樣，在工業和交通最混亂的地方出現。而他的“幫兇”，也使他與三老四帥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谷牧的原則性和中庸之道，顯然得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黨內高層人士的首肯。1975年鄧小平復出進行“整頓”時，谷牧的任職得到了提升，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在鄧小平的整頓中擔當重要角色。

　　谷牧的升遷，顯然與“文革”中陳永貴、張春橋等新貴的升遷不同。他獨善其身，并盡力而為地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升遷是理所當然。而這次升遷的職務，使他在粉碎“四人幫”以后，能夠較早地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打前站，并擔當特區建設的“前線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