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力制度創新 推進實際工作

　　——俞正聲同志就上海黨建接受媒體專訪

　　問：非常感謝俞書記今天（11月16日）接受上海主要媒體的聯合采訪。我們知道十七屆四中全會已經出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次九屆市委九次全會也出臺了一個《實施意見》。您能不能用比較簡練的語言，幫我們概括一下這個《實施意見》的關鍵詞究竟是什么？

　　俞：就四個字：制度創新。黨的建設我們經常談，你要研究四中全會的文件，要研究它在哪些方面創新了，有哪些新的舉措、新的措施，要落實什么東西？市委的《實施意見》也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舉措、新的措施。有些老措施落實不好的，新措施就很難進一步地前進，但是有一些是針對目前的弊端提出來的。

　　一.著力于制度創新，做好新時期群眾工作

　　問：您認為這次文件當中最大的突破點是什么，或者說您能否用我們老百姓聽得懂的話來解釋這個文件？

　　俞：這個文件的內容很多，有一些東西是幾年來的做法的總結和陳述，比如擴大全委會對常委會的監督，擴大黨代表對全委會的監督，重大問題的討論，全委會的擴大職權等等。

　　我想在幾個方面是有所前進的。例如新時期怎么樣做群眾工作，這是有所前進的。新時期跟過去有很大差別，計劃經濟時我們城市的所有的員工都在一定的單位里工作，是單位人，農村嘛就在生產大隊。那時政治思想工作是靠傳達，靠報紙。新時期所有制的多元化，人們的利益主體多元化，人們的流動性加快了，怎么樣做群眾工作，應該是我們需要研究的一個課題。新時期我們的利益分配差距擴大了，地區差距擴大了，利益的訴求強烈了，面對利益的訴求怎么做群眾工作，這都要求我們黨的群眾工作要有創新。

　　過去的東西要繼承，比如領導干部要到農村、到工廠、到學校去了解情況，這要繼承。同時要研究一點新的辦法，比如我們今天請你們來，你們有什么問題，我們面對面地回答，這個不是為了接受采訪而接受采訪，它是為了向群眾講一下我們在做什么。按這次文件的要求，就是要使領導更加直接地向群眾闡述群眾關心的問題，以及我們上海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舉措，這樣他就不是念稿子了。

　　比如說，新時期一些群眾利益的沖突，怎么利用群眾的力量來做群眾的工作，這是一個課題。在上海非常現實的，就是危棚簡屋的動拆遷。危棚簡屋，一方面居住條件確實太差，另一方面真正動拆遷起來，相當一部分住戶他的要求高于我們動拆遷的一些政策。近兩年，我們實行了叫做兩次征詢的辦法。第一次征詢就是動拆遷的意愿，必須絕大多數同志贊成；第二次是動拆遷的規則出來，必須絕大部分人簽約。兩次都必須70%以上，如果達不到70%以上簽約，這個地區就不動拆遷了，至少是3年，我記得好像是3年不動拆遷。讓群眾之間互相做工作，是新時期群眾工作的一種方式。要從簡單地靠政府去讓他們動拆遷，到更好地變成群眾希望的危棚簡屋的動拆遷，群眾沒有這個意愿就不要搞，只有群眾有這個意愿，大多數人有這個意愿，那才能做。

　　又比如說，對群眾矛盾的調解，我們在市里文件寫上了，要利用社會的力量做群眾的工作。上海動拆遷上訪的老戶，是我們上訪中的主要部分，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采取了很多辦法，比如說下訪、領導包案等等。在工作實踐中，我們感到，領導的下訪，比如我聯系一個區，有些問題好處理，如純屬于部門之間扯皮，或者地區和部門扯皮，領導研究完很快地拍下來很快地解決了。而對于動拆遷的信訪老戶，他是多年形成的，解決這些老戶的問題，光靠領導下去跟他們談一談，聽聽匯報，心里是沒底的。

　　問：因為可能超過他的權限范圍？

　　俞：不是權限，是你對情況的了解不可能那么深入。所以我們提出來，請律師介入動拆遷的信訪老戶的信訪案件，要做評估。市委、市政府聘請了一些律師到幾個重點區，對這些疑難信訪的動拆遷的老案逐項地進行評估。這就要查閱各種文件，評估這些動拆遷的老戶，他們的要求什么地方是合理的，政府的工作行為中間有沒有紕漏、失誤或者瑕疵。每一個老戶要形成一套文件。這些律師工作得很認真，我們先搞一個區做試驗，每一戶都有一套文件。這些文件我都仔細看了，它把每一個案件的歷史由來和現狀都做了分析。開始有一些區的工作人員說，你們請律師來是不是不相信我們？我的想法是，讓我去解決這些疑難信訪老案，我對我自己都不相信。為什么呢？我沒有那么多的精力，有時候也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識去做必要的判斷。光靠領導是不行的，領導包案要看情況，對這種疑難老案要靠第三方的律師去做評估。現在我們重點抓的11個區評估基本結束了，這是做群眾工作一個很好的方式。

　　總要探索一點新的辦法，這算一條吧。今后會議的報道也要更多考慮群眾從這個會議里需要聽到什么，不要寫一點干巴巴的原則話。每次會議實際解決那么一兩個問題，這一兩個問題是群眾關心的，新聞報道要把群眾最關心的、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寫出來。

　　問：您剛才說要靠群眾去教育群眾，靠社會力量去解決群眾之間的各種各樣的糾紛。但也有人提出來，一個城市的發展有時候需要用行政力量，趕快去辦這個事情。長期協商，長期談判，會不會減少或者說減緩行政效率？

　　俞：更多地探索依靠社會的力量解決群眾面臨的一些問題的途徑，那是不是政府放棄？我們說不是，很多情況下這么做起來比政府直接做效果要好。那么會不會影響我們的行政效率呢？那要看什么場合。

　　要看兩種情況。新時期的特點，是利益主體多元化，所有制的多元化，簡單地靠行政命令是要出紕漏的。新時期的特點要求更多地利用協商。我們政務公開是為什么？不外乎是讓群眾知道。知道了干什么？我們在一起廣泛聽取意見，在各種意見對比中間，各種意見的交流中間，形成多數人能接受的共識，這樣事情才能前進。所以，新時期像計劃經濟年代那樣行政一道命令就推進是不行的。

　　會不會降低一點做事的效率呢？當然是有可能的。比如我們建一條鐵路，周圍有些群眾受到影響，他們要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表達利益訴求有合理合法的，有不合法但有一定合理性的，有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這幾種情況要區別對待。他的要求合法合理的，必須滿足他，哪怕造價升高你也得滿足。他的要求不合法但有合理性，你必須給予適當的考慮。他的要求不合法也不合理，你得做他的工作。那會不會使進度減慢一點呢？當然有這個可能。但是，如果簡單地從事，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帶來的時間拖延是更大的。

　　我們講科學發展觀，一方面是經濟本身的全面協調可持續地發展，另一方面有個社會和諧的問題。經濟的發展是要和社會矛盾的解決，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和諧相一致、相促進的。經濟發展的單兵突進是不可能持久的，而且會對社會的結構，對社會的和諧帶來很大的沖擊。這方面我們不是沒有教訓的。

　　問：您剛才強調黨建工作的制度創新。現在在上海，可能有許多黨員都不是在原來體制的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工作。要加強黨建工作，您認為該怎么做？

　　俞：你是提到另外一個問題，涉及到黨的組織活動方式要前進。在黨的組織活動方式上，我們過去多年都是在單位管的，每個單位有黨委，單位管的黨員。現在我們上海的文件提出來，黨員要一個單位管理，參加多重組織活動。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說你在東方電視臺工作，你居住的居民小區，如果有一些需要你發揮作用的地方，有一些活動，那么恐怕你也應該參加一下。黨員可能要參加多重的組織活動，比如說農民工，他的組織關系在農村的黨支部，他到了上海就要參加上海所在企業的黨組織的活動。這就是一方管理、參加多重組織活動。

　　一個社區的組織活動，不是大家一塊學什么文件，這是他單位的事情。大家可以一塊討論社區的事，有的事情通過手機和網絡發點信息。社區的黨員能不能一起建立一個談心的地方，社區有什么要研究的問題，社區的黨員可以一起討論一下，甚至在網上討論，都可以。組織活動的方式要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