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要有“大國民心態”，這話光阮次山老先生就說了好多個年頭了。但一遇到具體事件上的具體表現，常常便沒譜得緊了。自11月13日起，《2012》在全世界放映，其在中國也表現出了足夠的熱度，周末更是一票難求。與此同時，網絡上也逐漸浮出了一場爭論。

　　演員洪劍濤公開在其博客上倡導，應該“封殺《2012》”，原因除了有些鏡頭會令小孩子產生恐慌情緒(這顯然屬于電影分級問題)，還因為“劇中對中國的畫面和臺詞處理也不是友善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些調侃”。另有人認為，中國電影審查把關不嚴，影片在體現大災難前人性復雜這一主題時，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都坐上了足以保命的諾亞方舟，唯有美國總統選擇了留下來和人民一起直面災難，這種美國式的主旋律顯然傷害了他國領導人的形象。

　　與此截然相對的是，有人認為此片對中國人非常“友善”：影片中把制造現代諾亞方舟、拯救世界的關鍵任務交給了中國。當一幫美國官員歷盡艱險，千里迢迢逃到中國喜馬拉雅山深處的現代諾亞方舟建造地，看到中國軍隊井然有序地接收逃難者，不禁感嘆道：“這個事情交給中國人是對的！”而導演艾默里奇也表示，他希望用這些戲份和元素向汶川救災表示自己的敬意，“希望全世界的觀眾都能和我一樣通過電影向中國人民這種偉大的精神致敬。”

　　當然，不同的人會對影片有不同的解讀。作為一部探討世界末日、探討人性、探討地球未來的片子，當中的一些中國元素顯然不是重點，說它專門為了表揚中國，或者說它一門心思要批評中國，顯然都有點一廂情愿。“眾人皆傻我獨醒”，這常常就是好萊塢的風格，甚至有時候讓人生厭。我們喜歡看好萊塢大片，顯然是要看進步性的一面，而不是去咀嚼某些人稱之為“糟粕”的東西。退一萬步講，即便影片真的“不善”又能怎樣？這些年，什么中國威脅論、什么中國崩潰論，這種話我們聽的還少嗎？中國人還不是照樣走好了自己的路。

　　不由想起近來另外兩個外國人的發言在中國引起的“軒然大波”。一個是韓國藝人張娜拉，在韓國參加娛樂節目時說了一句“每次制作費緊張，都會去中國內地演出”，這本也可以解讀為中國給了世界更多機會，但有很多國人將其解讀為這是張娜拉在嘲諷國人“錢多人傻”，于是口水與板磚齊飛，張娜拉不得不公開道歉，假模假樣地說“自己來中國不為賺錢，是為中韓友誼萬古長青的使命來的”，云云。另外一個是李光耀。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亞洲前夕，曾呼吁美國繼續參與亞洲事務，以平衡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這樣一句遵循新加坡國家利益的表達，被國內網民集體圍剿，鬧成了一起“事件”，而這種心態也被國外媒體批評為“狹隘民族主義作祟”。

　　縱然張娜拉、李光耀們說的話，我們都不太愛聽，但在一個全球化、多元共存的時代，接受這些外國人的表達，似乎也是應有之義。與此鮮明對比的是，11月12日,美國《時代周刊》網站發表一篇名為“美國可向中國學習的五件事”的文章，文章總結中國獲得成功的五個經驗：要有雄心、重視教育、照顧老人、大量儲蓄、放長眼光。這篇說中國“好話”的文章，被國內多家媒體轉載，人家要向我們學習，我們當然愛聽，但難道能因此說明中國的教育、養老可以充當世界楷模嗎？(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