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決定將市、區(縣)和鄉鎮(街道)三級政府的權力依法“清理打包”并通過網絡公布于眾。最先公開的行政權力涉及49個市級機關部門和單位，共計7437項權力。

　　公示政府的“權力清單”，成都其實并不是第一家。從2005年河北省邯鄲市編制《邯鄲市人民政府行政職權目錄》公示政府的“權力家底”并列明市長的92項權力，到2006年河北省石家莊市將政府的“權力清單”街頭公示，貴州省政府公布18個部門1269項執法權力，北京市65個行政執法主體在首都之窗網站上向市民公示“權力明細”，到前不久江蘇網上公布《江蘇省省級行政權力總目錄》，全國已經有不少省份和市縣向民眾公布的政府權力。此次成都的公示行為，是全國梳理政府權力樂章中的又一個音符，當然值得肯定和贊許。

　　無論是傳統的古代中國，還是計劃經濟時代，人們都知道政府權力極大，但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卻是誰也沒底，堪稱“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幾乎沒有什么是政府不能做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若是集中精力辦“好事”，自然甚佳，但若是“父母官們”貪了贓、徇了私，那老百姓也無以奈何。因此，公示政府的“權力家底”，就是通過公示政府“能干什么”，來同時明確它“不能夠干什么”，從而限定政府的邊界。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示政府“權限”，就是在對其進行“限權”，從而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也就明確了百姓權利的范圍；為政府罩上“金絲籠”，就是給民眾穿上了“保護衣”。毫無疑問，這是實現透明政府的重要一步。

　　只是，僅有這一步還遠遠不夠。石家莊市對權力清單的公示，并沒有能夠防止“三鹿事件”的發生；邯鄲對政府權力的明確，也沒有防止他們毫無法律依據地試圖將冀DQ0001起到冀DQ0050止的50個小轎車車牌及特別通行權授予給全市50強企業；其他許多曾經公示了政府權力的地方，最終的結果如何也都再無聲息。因此，如何避免政府權力公示這種本來極具積極意義的行為變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政績秀”，也同樣成為我們必須研究的課題。在為政府公示權力叫好的同時，我們也必須保持清醒：去看政府公示權力究竟能走多遠？如何才能夠走遠？一方面，要通過公示“權限”進行“限權”從而約束政府不為“惡”(知道什么不能做)；另一方面還要督促政府將權力清單切實轉化為“責任清單”，讓政府知道什么必須做，否則就是失職。

　　因此，第二步就應該是在公示了政府的權力、令政府權限透明之后，搭建一個讓政府權力透明運行的平臺與機制。所以，人們才認為，與公開各項政府權力清單相比，成都市按照權力運行程序所架構的網上運行系統的投入使用更有意義。在這一點上，成都正在向南京學習，設計一套權力清單的網上運行系統。報道說，在南京市的網上政務大廳，群眾可以輸入辦事序列號和身份證號查詢某一事項的辦事進度情況，這一序列號是事先對某一項權力編制的代碼。在“在線受理”一欄里，人們可以清晰地查到某項行政事項的代碼、辦理機構、地址、收費情況等，并可直接在網頁上完成表格下載、填寫、法律依據查詢等流程。成都有關人士也說，“新制度實現的是行政相對人與政府機關之間無需見面。”情況若果真如此，那么，這種將政府辦事的流程和程序也實時公示，甚至在網上“現場直播”，從而可以使得民眾能實時監督的做法，將更具意義。因為透明，所以也將更有效率、更加清廉。

　　公示政府權力，將其“底細”暴露在陽光這最好的防腐劑下，至少是為民眾對抗政府和官員的狐假虎威與越權濫權提供了可能的機會。然而，知道政府的權力有多大、有多少，很重要；讓政府知道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須做，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還要知道政府權力具體是怎么行使的、政府究竟是怎么辦事的。正如得不到救濟的權利不是權利，不能與其他權利耦合形成體系的權利很難得到救濟一樣，在實現透明政府與切實保證人民權利的接力賽中，公示政府權力只是重要的一棒而已。下一棒，即如何通過進一步的機制建設將公示政府權力的制度固定下來，如何通過權力的透明運行以便于民眾監督政府，以及如何通過將相關結果納入到官員的升遷考核與行政責任之中，以使得這些“透明政府”的舉措更加完善與行之久遠，無疑更值得期待。(支振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