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婦女陳玉蓉歷經7個月的暴走鍛煉，將半塊健康的肝臟“托付”給兒子，再燃兒子生命之火。同濟醫院決定，免除這對母子所有的醫療費用(預計近100萬元)。(11月4日《西安晚報》)

　　割肝救子母親以自己的創舉、媒體的廣泛報道以及來自社會各界的關注，正在逐步接近夢想——挽救兒子的生命。不過，恰恰是報道中一個看似不起眼的細節引發了筆者注意——同濟醫院決定，免除這對母子所有的醫療費用(預計近100萬元)。如果同濟醫院按照以往的盈虧平衡(暫且不談盈利)原則，收取這百萬醫療費用，那么陳玉蓉歷經7個月的暴走鍛煉、希望割肝救子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化為泡影。如果“求醫者自負”的慣常規則依舊有效，即使陳玉蓉再次尋求通過輿論報道獲得社會各界援助，對于百萬醫療費是否又會杯水車薪？

　　因此，目前這個圓滿解決充滿了太多偶然性。陳玉蓉偶然地想出了以暴走鍛煉“減肥”，來換取健康肝臟救兒子命的創意。媒體偶然通過報料或者別的途徑獲悉這一信息，進行了大篇幅報道。同濟醫院“偶然”地做出這一決定，讓壓在陳玉蓉母子身上的百萬醫療費得以清除，最終換來了手術的啟動。太多的偶然性疊加在一起，讓人無法指向更廣義的必然。

　　更令筆者好奇的是，百萬醫療費的結構組成究竟是什么？畢竟我們曾經聽聞了太多的“天價醫療”，甚至有兒科手術收取婦科專用費用的“奇聞”，從而形成了不少民眾對醫療費用容易摻水的疑慮與擔憂。醫療衛生事業的公平公益屬性日漸消退，商業化和市場化趨勢愈演愈烈，導致了醫院財政壓力下的自我利益補償。“以藥養醫”，以“藥”的超額利潤來貼補“醫”的虧損，幾乎成為醫院經濟人理性下的普遍選擇。對百萬醫療費是否合理的探究，其實是還原民眾于信息不對稱下的價格博弈。包括筆者在內的民眾希望通過對百萬醫療費的成本清單陳列、組成分析，保證這一巨額費用的知情權——雖然它不曾真正產生。

　　其實，就算醫院給出百萬醫療費的清單與解釋，限于專業知識，我們也難以分辨其中的真偽，而這恰恰是當下醫療矛盾中患者權利困境的集中體現，恐怕也是對醫療行業公共責任和基本職業倫理的挑戰。公眾不可能掌握專業的醫療知識，卻基于對“以藥養醫”現狀的認知，而有著近乎本能的懷疑。

　　醫療行業從業者是正確知識的掌握者，但既有制度的程序設計和個人的自利天性，都可能誘導其做出逆向選擇。可以說，亂收費、非法行醫、紅包等行業弊癥，正讓一個本應受到公眾信賴和尊敬的職業領域聲望日下，哪怕是免除百萬醫療費的義舉，都會遭遇費用“注水”的質疑。

　　甚至百萬醫療費為真，都會引發我們進一步的追問——一個肝臟移植手術都需花費百萬，民眾在缺乏醫保后盾的情況下，如何承載這一重壓？哪怕享有醫療保障，是否又足以解決患者的經濟負荷？

　　這一切都涉及對醫療體制改革的迫切需求——醫療保障體系的覆蓋面與保障程度、醫療費用信息的公開透明及專業化的第三方監督、醫療糾紛的調解與處理等。醫療衛生事業回歸公益性，建立革除“以藥養醫”的醫療秩序，政府的醫療衛生管理理念及具體管理手段的配套改進、市場化調節與公共責任監管的動態平衡、醫保之外商業性保險的“安全閥”整體完善，或許都可從中一窺。

　　(作者畢舸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