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的創新

　　“在中科大的實踐表明，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同時也是一位獨具戰略眼光和創新思維的教育家。”張瑜。

　　當時的中國大學推行的蘇聯模式，學科分得相當細，但錢學森認為這無法培養出拔尖人才，他更欣賞美國人理工結合的做法。盡管囿于當時國內外政治環境，他不能提出這些意見，但在工作中他還是盡其可能積極而巧妙地推動一些改革。

　　為了讓學生打好理論基礎，錢學森聘請了一流科學家為學生授課。“他當時說：‘我把科學院的大炮給你們調來了!’”張瑜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錢學森先生在全系大會上宣布聘任教師的名單時，他那躊躇滿志和興奮的神情。“一年級的時候，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主任嚴濟慈給我們講物理課，到了二年級,由著名科學家錢臨照講物理課。三四年級時，請中科院力學所的卞蔭貴講授流體力學。”

　　錢學森一生興趣廣泛，除了科學，在音樂、繪畫、攝影等方面都有較高的造詣，他曾是上海交大銅管樂團的重要成員。“他常說，他在科學方面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時候不僅學習科學，也學習藝術，培養了全面的素質，因而思路開闊。”涂元季說，“他認為，科學的創新往往不是靠科學里面的這點邏輯推理得出來的，科學創新的萌芽在于形象的思維，在于大跨度地聯想會突然給你一個啟發，產生了靈感，你才有創新。”

　　在科研崗位上，他的眼界同樣高遠。

　　1961年，王永志進入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受到曾任首任院長錢學森的親自指導。25年后，王永志成為第6任院長。“那時，盡管錢老工作非常繁忙，還是經常擠出時間在小禮堂給大家開講座、作報告。他眼界高遠，知識面寬，每次聆聽，我們都受益匪淺。”王永志說。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研制第二代戰略火箭。錢學森鄭重建議，第二代戰略火箭讓第二代人掛帥，讓王永志擔任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當時我只有40多歲，是比較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而總設計師這樣重要的職務，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輩擔任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像我這個年齡階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輕的人，開始走上總設計師這樣被稱為‘箭頭’人物的崗位。”王永志說，“他經常跟我們說，中國航天不僅需要將才，更需要帥才。”

　　1992年，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立項后，王永志被任命為總設計師。錢老專門給王永志寫來信件，交代作為總設計師應該注意的問題。“他認為，年代不同了，在他們那個年代，一個人可以說了算，但現在要多聽聽年輕人的意見。”憶起恩師的教誨，王永志至今歷歷在目。

　　普通人的愛心

　　學而優則仕，但錢學森是個例外。“錢學森70歲以后，就不斷地寫辭職報告，要求辭去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國科協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每一次都是組織上安排或代表硬選，他才被動接受。”涂元季在已發表的《錢學森書信》中初步統計了一下，錢老在幾十年的書信中辭掉了頭銜達30多個。

　　對于利，錢學森同樣淡泊。1958年，錢學森所著《工程控制論》一書被譯成中文出版，并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稿酬加上獎金，共計1.15萬元。在一次親自到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授課時，錢學森發現，許多聽課學生家庭貧困，連必備的學習用具都買不起。于是，這1.15萬元被錢老悉數捐出，用于給力學系的學生買學習用具。1994年，他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100萬港元；2001年，他又獲得霍英東“科學成就終生獎”，獎金也是100萬港元。涂元季回憶，這兩筆獎金的支票還沒拿到手，錢老就讓代他寫委托書，將錢捐給祖國西部的沙漠治理事業。在將獎金捐出時，錢學森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錢老這一輩子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涂元季說，比如他認為車是公家配給他工作用的，所以其他人誰也不能坐，包括他的愛人蔣英。單位要為他建房他堅決不同意。涂元季回憶，當上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后，組織上曾不止一次想給他按標準蓋一座小樓。“若有一棟小樓和一個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曬曬太陽，有利于身體健康。”當涂元季勸他時，錢老總是說：“我現在的住房條件比和我同船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脫離一般科技人員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