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注：錢老去世以后，許多人問我們：錢老有什么遺言？并希望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寫一篇“錢學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們已告訴大家，錢老去世時很平靜安詳，他沒有什么最后的遺言。因為在錢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說話已經(jīng)很困難了。我們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錢老最后一次向我們作的系統(tǒng)談話的一份整理稿：錢老談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醫(yī)院談的。后來錢老又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包括在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看望他時的談話。那都是斷斷續(xù)續(xù)的，沒有這一次系統(tǒng)而又全面。今天，我們把這份在保險柜里存放了好幾年的談話整理稿發(fā)表出來，也算是對廣大讀者，對所有敬仰、愛戴錢老的人的一個交代。

　　今天找你們來，想和你們說說我近來思考的一個問題，即人才培養(yǎng)問題。我想說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而是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我認為這是我們國家長遠發(fā)展的一個大問題。

　　今天，黨和國家都很重視科技創(chuàng)新問題，投了不少錢搞什么“創(chuàng)新工程”、“創(chuàng)新計劃”等等，這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創(chuàng)新思想的人才。問題在于，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yǎng)科學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新東西，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我看，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

　　最近我讀《參考消息》，看到上面講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情況，使我想起我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個世紀30年代去美國的，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麻省理工學院在當時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覺得沒什么，一年就把碩士學位拿下了，成績還拔尖。其實這一年并沒學到什么創(chuàng)新的東西，很一般化。后來我轉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就感覺到它和麻省理工學院很不一樣，創(chuàng)新的學風彌漫在整個校園，可以說，整個學校的一個精神就是創(chuàng)新。在這里，你必須想別人沒有想到的東西，說別人沒有說過的話。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們競賽，才能跑在前沿。這里的創(chuàng)新還不能是一般的，邁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會被別人超過。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別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學術氣氛非常濃厚，學術討論會十分活躍，互相啟發(fā)，互相促進。我們現(xiàn)在倒好，一些技術和學術討論會還互相保密，互相封鎖，這不是發(fā)展科學的學風。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別人趕上來。我記得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我的老師馮·卡門講了一個非常好的學術思想，美國人叫“good idea”，這在科學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沒有創(chuàng)新，首先就取決于你有沒有一個“good idea”。所以馬上就有人說：“卡門教授，你把這么好的思想都講出來了，就不怕別人超過你？”卡門說：“我不怕，等他趕上我這個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遠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學院，一下子腦子就開了竅，以前從來沒想到的事，這里全講到了，講的內容都是科學發(fā)展最前沿的東西，讓我大開眼界。

　　我本來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師鼓勵我學習各種有用的知識。我到物理系去聽課，講的是物理學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論、核技術，連原子彈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這個大權威，講遺傳學，我們中國的遺傳學家談家楨就是摩根的學生。化學系的課我也去聽，化學系主任L·鮑林講結構化學，也是化學的前沿。他在結構化學上的工作還獲得諾貝爾化學獎。以前我們科學院的院長盧嘉錫就在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進修過。L·鮑林對于我這個航空系的研究生去聽他的課、參加化學系的學術討論會，一點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幾歲，我們后來成為好朋友。他晚年主張服用大劑量維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醫(yī)學界的普遍反對，但他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甚至和整個醫(yī)學界辯論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劑量維生素，活到93歲。加州理工學院就有許多這樣的大師、這樣的怪人，決不隨大流，敢于想別人不敢想的，做別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說好的東西，在他看來很一般，沒什么。沒有這種精神，怎么會有創(chuàng)新！

　　加州理工學院給這些學者、教授們，也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們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權力和民主氛圍。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觀點都可以充分發(fā)表。學生們也可以充分發(fā)表自己的不同學術見解，可以向權威們挑戰(zhàn)。過去我曾講過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時和一些權威辯論的情況，其實這在加州理工學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時，我們這些搞應用力學的，就是用數(shù)學計算來解決工程上的復雜問題。所以人家又管我們叫應用數(shù)學家。可是數(shù)學系的那些搞純粹數(shù)學的人偏偏瞧不起我們這些搞工程數(shù)學的。兩個學派常常在一起辯論。有一次，數(shù)學系的權威在學校布告欄里貼出了一個海報，說他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講理論數(shù)學，歡迎大家去聽講。我的老師馮·卡門一看，也馬上貼出一個海報，說在同一時間他在什么地方講工程數(shù)學，也歡迎大家去聽。結果兩個講座都大受歡迎。這就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術風氣，民主而又活躍。我們這些年輕人在這里學習真是大受教益，大開眼界。今天我們有哪一所大學能做到這樣？大家見面都是客客氣氣，學術討論活躍不起來。這怎么能夠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更不用說大師級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學院還鼓勵那些理工科學生提高藝術素養(yǎng)。我們火箭小組的頭頭馬林納就是一邊研究火箭，一邊學習繪畫，他后來還成為西方一位抽象派畫家。我的老師馮·卡門聽說我懂得繪畫、音樂、攝影這些方面的學問，還被美國藝術和科學學會吸收為會員，他很高興，說你有這些才華很重要，這方面你比我強。因為他小時候沒有我那樣的良好條件。我父親錢均夫很懂得現(xiàn)代教育，他一方面讓我學理工，走技術強國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學音樂、繪畫這些藝術課。我從小不僅對科學感興趣，也對藝術有興趣，讀過許多藝術理論方面的書，像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念書時就讀過了。這些藝術上的修養(yǎng)不僅加深了我對藝術作品中那些詩情畫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學會了藝術上大跨度的宏觀形象思維。我認為，這些東西對啟迪一個人在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是很重要的。科學上的創(chuàng)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chuàng)新的思想往往開始于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lián)想中得到啟迪，然后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

　　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的學校，光是為中國就培養(yǎng)出許多著名科學家。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學院出來的。郭永懷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學院，他也是馮·卡門的學生，很優(yōu)秀。我們在一個辦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討論問題。我發(fā)現(xiàn)他聰明極了。你若跟他談些一般性的問題，他不滿意，總要追問一些深刻的概念。他畢業(yè)以后到康奈爾大學當教授。因為卡門的另一位高才生西爾斯在康奈爾大學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懷，邀請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懷回國后開始在力學所擔任副所長，我們一起開創(chuàng)中國的力學事業(yè)。后來搞核武器的錢三強找我，說搞原子彈、氫彈需要一位搞力學的人參加，解決復雜的力學計算問題，開始他想請我去。我說現(xiàn)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導彈，事情很多，我沒精力參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薦一個人，郭永懷。郭永懷后來擔任九院副院長，專門負責爆炸力學等方面的計算問題。在我國原子彈、氫彈問題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飛機失事犧牲了。那個時候，就是這樣一批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人把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導彈、衛(wèi)星搞起來的。

　　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chuàng)新精神，培養(yǎng)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中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yǎng)不出頂尖帥才的。我們國家應該解決這個問題。你是不是真正的創(chuàng)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別人沒有研究過的科學前沿問題，而不是別人已經(jīng)說過的東西我們知道，沒有說過的東西，我們就不知道。所謂優(yōu)秀學生就是要有創(chuàng)新。沒有創(chuàng)新，死記硬背，考試成績再好也不是優(yōu)秀學生。

　　我在加州理工學院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的發(fā)展。

　　我說了這么多，就是想告訴大家，我們要向加州理工學院學習，學習它的科學創(chuàng)新精神。我們中國學生到加州理工學院學習的，回國以后都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學習過的人都受它創(chuàng)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創(chuàng)新不行。我們不能人云亦云，這不是科學精神，科學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創(chuàng)新。

　　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fā)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涂元季 顧吉環(huán) 李 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