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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漆菲發自北京　針對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新近的進展及面臨的爭議，未來又將往何處走，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副會長、原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教授陳春龍接受了本報的專訪。

　　“跟日本人打官司不是為了錢”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敗多勝少，這樣的情況下對日訴訟還要繼續下去嗎？

　　陳春龍：的確，這個過程艱苦且不討好，但不論多難，我還是認為一定要打下去。正如2004年7月8日中國民間人士在北京達成的宣言書中提到的那樣：“無論有什么困難，無論發生怎樣的情況，我們都要義無反顧地將索賠訴訟進行到底。這是良心的驅使，歷史的托付，人民的期望。”

　　我要強調的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性質，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實質要件上看，都是一個法律問題，有確實存在的原告和被告，有明確肯定的法律訴求，有清楚明了的事實和證據，有可適用的國際法和國內法規范，有擁有司法管轄權的司法機關，有大量存在的與中國民間對日索賠類似的國際司法實踐。

　　我們還可以發現，就在日本最高法院作出錯誤判決之后，日本地方法院并未停止審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案件。盡管日本最高法院極有可能比照過去案例方式結案，但在尚未審結的不少案件中盡量爭取有利結果，爭取正在醞釀中的新訴訟盡量立案，依然存在很大可能，依然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不戰而屈自已之兵”的想法和作法是不可取的。

　　《國際先驅導報》：這樣做的意義是什么？

　　陳春龍：我們跟日本人打官司絕對不是為了錢，而是希望我們的子子孫孫知道過去還有這碼子事，知道不論自身多么富強，都不可以再欺凌他國。

　　經過這十幾年的對日索賠訴訟實踐，通過日本法庭向日本和世界人民揭露和控訴了軍國主義的罪惡，展示了違法侵權的證據，提出了合理的賠償要求，起到了任何其他非訴訟方式所不能達到的社會效果。比如，日本大多數法院的判決承認(侵權)事實，確認了受害者的賠償權利并提出了和解勸告，留在日本法院的證據以及那些判例，都將被載入歷史。日本許多媒體對每一次敗訴判決均作了相關報道，為“政治解決”形成了社會輿論壓力。

　　“不信找不到個說理的地方”

　　《國際先驅導報》：有人呼吁啟動國內訴訟程序，但為何之后動靜卻不大了？

　　陳春龍：其實，早在1988年就有過中國船員在上海起訴日本三井船舶株式會社的案子，之后自1998年到2006年，共有四起國內訴訟案件。依據國際法和國內法相關規定，中國法院完全有權依法審理中國民間戰爭受害人對日索賠訴訟案件。至于為何效果不明顯？其中原因很復雜，畢竟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國內法院也會有其考量。但我覺得，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一定會有所改觀。

　　《國際先驅導報》：是否還有其他有效途徑？

　　陳春龍：當然有。如果在日本訴訟無門，我們可以在中國大陸打，也可以去香港打，美國打，乃至國際法院打。不信找不到一個說理的地方！ 雖然日本法院錯誤判定“個人不享有援引國際條約在日本國內起訴日本政府的權利”，但是《聯合國憲章》和諸多國際人權公約賦予了受害人控告的權利，我們可以向聯合國相關機構、國際法庭等提出控告和申訴。

　　“民間索賠應形成合力”

　　《國際先驅導報》：民間聯合索賠的方式是否更具有力量？

　　陳春龍：聯合索賠這個建議不錯，但關鍵不在我們。比如，有人提過以“中國人權基金會”為主體，可是它的背景其實也是半官方性質的，如果政府不點頭，這些機構也不會出面。

　　目前我們唯一能作的，就是各索賠人士盡量加強團結，盡量緊密聯系，盡量溝通信息，盡量互相配合。我想，畢竟大家的斗爭方向和奮斗目標是共同的，都是維護受害者權益，恢復受害者尊嚴。大家在這個大目標之下，完全可以坐下來心平氣和，平等協商，互諒互讓，達成一致，不要內耗，以形成更大合力，爭取更大勝利。

　　《國際先驅導報》：你怎么看日本律師團提出的“政治解決方案”呢？

　　陳春龍：這是他們從實際情況出發，醞釀提出的中國民間索賠訴訟的新的方案。“政治解決方案”提出的依據和前提，是日本最高法院“4·27”判決中國勞工敗訴判決書中的那句附言：“勸告日本政府和企業對于受害勞工進行補償”。十余年來，日本法院就中國民間索賠訴訟并未少向政府提過“勸告”，但事實表明很少發生作用。

　　“政治和解”的初步內容就是三點：承認事實、謝罪、補償。如能在中國受害人與日本政府及相關企業之間，完全達成上述協議，不再橫生枝節，既可在道義上滿足中國受害人的正當訴求，又可在經濟上得到一定的物質補償。盡管不是通過司法機關的權威法律裁決，但也許勉強算得上是“兩全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