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此文版權屬《國際先驅導報》，任何媒體若需轉載，務必經該報許可。)

　　受害者不得不各自為戰 有律師擔心被日方鉆了空子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漆菲發自北京 “心里舒坦了，能活著得到賠償。” 邵義誠，如今已是84歲的耄耋老人。10月26日，隔著越洋電話，他那濃重的天津口音傳來，有興奮，有感慨，但更多的是無奈。二戰時，年青的他曾被日軍擄掠到日本充當苦勞力。回想起那段非人的經歷，電話那頭，這位歷史老人已是泣不成聲。

　　10月23日，東京司法記者俱樂部，代表部分中國勞工的邵義誠，與日本西松建設公司達成賠償和解：西松對邵義誠等5名中國勞工表示道歉悔罪，并承諾為被強擄的中國勞工建立紀念碑，同時對安野作業所所有被抓中國勞工補償2.5億日元(約合1896萬人民幣)。輾轉16年的二戰被擄中國勞工起訴日本西松建設公司案終于了結。

　　日本媒體對此贊聲一片。

　　達成和解當天，日本《每日新聞》以“強制中國勞工案：中國原告和西松公司達成和解……設立賠償基金并謝罪”為題，給予了全面報道。《朝日新聞》更是建議，“鳩山政權應從道義出發，向受害勞工道歉并促成其他相關企業行動起來，徹底解決二戰勞工受害者的賠償問題。”

　　但消息傳至國內，立馬引起了一些抗議聲。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律師康健表示“難以接受”。

　　擔憂給今后索賠形成障礙

　　10月25日，康健在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內召開了一個小型記者會。她激動地說：“如果真誠和解，西松公司應統一處理下轄的安野和信濃川兩個作業所強擄中國勞工的賠償事宜，而不應當分別進行和解。”

　　包括邵義誠在內的，這次與日方達成和解的正是安野作業所的中國勞工。而康健則是信濃川作業所中國勞工對日索賠的代理律師。她說，日本外務省1946年的《華人勞工勞動情況調查報告書》明確記載，西松在二戰期間奴役的中國勞工，除了安野作業所的360人外，還有在信濃川作業所的183人。

　　拿到和解協議后，康健連夜將其譯成中文，并第一時間通知了信濃川作業所的五位受害人及遺屬，受害人及遺屬在電話里頭答復說“不能接受”。

　　康健表示，不接受的原因主要基于三點：“和解”條款中，再次延續了法院免除日本政府及相關日本公司法律責任的錯誤做法，僅空洞地“承認”事實；補償金額過低(平均到個人僅60萬日元，即約合45500元人民幣，并且當中還包括祭奠、交流、調查等事務性費用)；補償基金將由日本的自由人權協會下屬基金會管理，而不是中國的相關機構。

　　“這與‘花岡和解’同出一轍。”康健憤憤地說道。

　　“花岡和解”的當事方是日本建筑行業的鹿島公司和中國戰俘和勞工。1995年，耿諄等11名原告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成為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第一案。該案最后達成“和解”，鹿島公司在不承認法律責任的前提下，拿出5億日元的信托金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來“救濟”受害人。

　　該和解當時就引發了巨大爭議。一些中方人士認為，這是“日方施小錢換美名”。而當前的此次西松和解，無疑是套用了9年前的“花岡模式”。更讓康健擔憂的是，這樣的和解會給將來的索賠訴訟造成法律障礙。

　　盡管如此，中國勞工問題研究專家劉寶辰教授還是認為“(和解)可以理解”。作為西松索賠案的調查人和聯絡人，劉寶辰參與了從案件調查到最終解決的全過程。在他看來，和解雖然有些無可奈何，但其中也有積極因素。他告訴本報記者，“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實現了我們所需要的三條：補償、謝罪、建紀念碑。”

　　民間真正響應者鳳毛麟角

　　劉寶辰教授眼里的“無可奈何”，恰恰反映了中國民間對日漫漫索賠路上的尷尬與困境。

　　十余年來，不停地有中國老人站到了日本法庭上，他們是慰安婦問題、勞工問題、毒氣問題以及細菌戰問題的受害者，盡管他們拿出了如山的鐵證，但結果仍是敗多勝少，能夠得到日本企業的一點補償金，就已是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

　　劉寶辰教授對此深有感觸。他說，1998年之前，中國國內對索賠“并不那么認可”，社會輿論關注得也很少，許多研究者多是“偷偷摸摸地調查”，相互之間少有溝通和協調。長此以往，就形成了現在的民間零星索賠、各自為戰的局面。

　　日本國內的形勢也很復雜。

　　日本律師黨派不一，觀點立場不同。這在此次西松索賠案中展露無遺。據了解，為安野作業所中國受害勞工索賠的是由內田雅敏為代表的日本律師團，背后主要是過去一直對華友好的日本華僑在支持。而為信濃川作業所受害者索賠的則是由小野寺利孝為代表的日本律師團與中方律師。在歷史、政治以及現實利益等各種因素的影響下，雖然均為西松公司的受害者，卻不得不各自為戰。

　　康健更是直言被“日方鉆了空子”，是日本人為盡早卸下“歷史包袱”而采取各個擊破之舉。

　　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副會長陳春龍教授曾總結索賠之路上的尷尬：“雖然大家總的目標一致，但實際操作起來則誰也不會聽誰的。每個人的經歷、性格、習慣各不相同，在一起合作共事難免產生分歧誤解；國內每個訴訟團體的目標不一樣，每一件案子所接觸的日方機構之間想法也有差異。”

　　但更為尷尬的是“自己人的漠視”，這是幾乎所有受訪者的共同感受。盡管中日歷史遺留問題總能挑起國內很多口水，但要真正落實到對日索賠這樣的具體事件上，響應之人鳳毛麟角。陳春龍教授說：“中國受害者所打的這么多場官司，大部分資金還是由日方的律師以及愛國華僑資助的。”

　　不要給后人留下遺憾

　　中國國內各自為戰，日方支援團體出發點亦不相同，這樣復雜的情況給對日索賠造就了重重障礙。　

　　如何更有效地對日索賠？國內各界人士提出過各種建議。

　　原駐日大使館外交官、現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朱春立去年曾向中國有關部門提出建議：可以在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下設立機構統一解決對日索賠問題。但直到現在，她的這個方案始終“擱淺”。她告訴本報記者，提交上去的意見書一直沒有回音，倘若能“批準”，今后的“賠償金”便能在中國安家了。

　　而早在2004年，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曾提出“國內訴訟”的途徑，即把對日索賠的官司搬到國內打。他告訴本報記者，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法院對此類案件沒有一個明確的司法解釋，并且在實際申訴中，愿意接手的國內法院也屈指可數。

　　2006年，日本的支援律師團曾提出“全面政治和解”的建議，而政治和解的主角指的是中日兩國政府。侵華日軍遺留化學武器訴訟案中方代理人蘇向祥更是期望：日本民主黨鳩山政權的上臺能給政治解決提供契機。

　　但劉寶辰還是認為，目前最務實的辦法還是和解，“至少能讓那些為數不多的還仍然在世的受害人可得到一點補償，一個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