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校之后

　　2000年8月，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合并組建新的武漢大學。此時，龍和陳都是副校長，而陳還當選為武大黨委常委。

　　合并后的新武大當時有8個副校長，其中6個都是學者型的，各自分管相應的學院。 “⋯⋯陳紹方因為是本身是經濟專業，他是專職的黨政干部，就管錢了；后勤部分就請龍小樂來管，請他管的時候，我思想斗爭很久，因為不是他的專長。”侯杰昌說。

　　這個從武漢水利電力大學并過來的新任副校長表示，后勤也不是他的專長，也沒有搞過。“但侯校長你盡管安排，我努力做好這個事情”。

　　合并后，武大規模迅速膨脹，而高校后勤社會化的改革也拉開了大幕。

　　2000年下半年開始，“武漢大學后勤服務集團”成立，這被定義為“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后勤服務實體”。通俗而言，就是一個大公司。

　　武漢大學是中國“招標投標”理論的首倡地。此時，他們將它運用于后勤管理，改后勤服務行政撥款為有償收費，學校對后勤服務項目以招標方式向社會選擇承接單位，雙方以訂立服務合同的形式運行。

　　不過，在后勤社會化改革過程中，凡涉及到教學、科研及師生員工生活所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大型設備的購置及大修等，仍由學校投入。

　　但這時候學校的投入已經今非昔比，各個高校都開始嘗試引進校外投資方來參與校舍建設。在湖北省，當時有三種學生公寓建設模式：一是合作建設，集中開發。二是社會企業承建，校企共同管理。三是政府劃撥土地，按后勤社會化的要求建設和管理。而武大選擇了“社會企業承建”這條路。

　　與此同時，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先后制訂了一系列優惠政策。例如：在校外建設學生公寓等后勤服務設施，其所需征用的土地比照市政基礎設施建設給予優先優惠。學生公寓建設免收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水電增容費、人防易地建設費等有關費用，等等。由于這些優惠政策的扶持和引導，一些社會企業參與到了“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之中。湖北全省參與高校后勤社會化改革的企業有20多家，涉及合作項目20多個，協議投資35億元。

　　而巴能軍的公司正是其中之一。

　　這個生于1964年的企業家拿到了武大弘博公寓項目。弘博公寓——這座能容納近4000人的學生宿舍，成為巴的第一桶金。短短幾年后，巴能軍已經成為弘博集團的董事長，資產數億，旗下實業頗多。

　　武大經管學院世界經濟思想史博士生導師嚴鵬飛對《中國新聞周刊》稱：巴是華中科技大學的本科生，1999年考取他的博士生。當時，陳昭方正是該學院黨委書記。巴能軍善交際，讀博士期間，經常請老師和領導吃飯。日后，他說的最多的就是，“作為一名商人，整合好自身資源是很重要的，比如充分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人脈網絡。”而這位老板畢業時的博士論文與教育產業尤其民辦教育的發展有關系。

　　當時的巴能軍還沒有日后那么多身家，于是他向上市公司——武漢道博融資。而當時身為武大分管財務的常務副校長的陳昭方也及時出手相助，據媒體公開報道“(陳)以武大名義為其在銀行貸款提供了擔保，并提前預付了三年學生租金。”

　　陳的這一舉動，日后有媒體解釋，巴向陳投桃報李，行賄逾百萬元。但《中國新聞周刊》未能從湖北檢方得到這一說法的證實。

　　并校后的新武大基建項目明顯增多，侯杰昌說，學校的后勤、規劃、基建都歸不同的副校長在管，造成很多不便。于是學校開始實行“大部制”，成立了基建委員會，統籌全校的基建工程，陳是“一把手”。龍也是這個基建委員會中的成員之一。而具體主管業務的是基建管理部。侯杰昌的說法是，并校后各方面的理順用了大半年的時間。

　　在這半年多的時間里，是否出現了漏洞，現在無法獲得官方的證實，但坊間對此懷疑和猜測頗多，很多人說，2000年上馬的弘博公寓，難免沒有問題。

　　武大現任校長顧海良也曾向媒體親口證實，陳是因涉嫌收受弘博公寓承建方巨額賄賂而被檢方拘捕。但在10月15日，弘博公司辦公室主任游澤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武大案的始作俑者并非是巴能軍和他的弘博公司。

　　對此，《中國新聞周刊》聯系到武大基建部副部長劉宇舟，但她婉拒了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