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廣西壯族自治區原副主席孫瑜聽說中紀委正調查自己，通過關系在北京找到了所謂的“能人”，并拿出270萬元作為“擺平調查”費用。卻不知，這自稱“能擺平中紀委”的能人，是兩個不折不扣的大騙子。(10月21日《楚天金報》)

　　這樣的“官場現形記”我們屢見不鮮：當年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得知中紀委專案組即將對他展開調查，竟籌資200萬元，試圖以此“擺平”中紀委；被稱為“四川第一貪官”的樂山市犍為縣原縣委書記田玉飛也曾向自稱“中組部處長”的騙子杜太平行賄近50萬元。

　　顯然，對于孫瑜這類“上當受騙”的貪官，我們不能有絲毫“惻隱之心”，反倒應以行賄罪追究其責任。

　　《刑法》第389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是行賄罪。”孫瑜主觀上“謀取”的是“擺平調查”、逃脫懲處的一己之利，客觀上實施了向所謂“能人”進貢270萬“活動經費”的行為，完全符合行賄罪的構成要件。

　　當然，孫瑜的行為屬于行賄罪“未遂”。《刑法》第23條規定，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所謂的能人卻是個騙子，正是這個“意志以外的原因”，孫瑜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行為才未能最終得逞。但“未遂”并不影響犯罪的成立。正如張三見一穿花衣服、留長發的李四躺在床上，欲強奸，結果發現李四是男人，即使是李四不反抗，張三也不會既遂的，但張三行為仍須以“強奸罪(未遂)”論處——此為“對象不能犯”，即由于侵害對象當時并不存在，或者由于其固有屬性不能使犯罪達到既遂等原因，以致犯罪未得逞。孫瑜“行賄”騙子也是如此情形。

　　行賄罪的危害性，在于其同時破壞了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和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也導致了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即便是行賄“未遂”，其社會危害性也不容小覷。所以，雖然貪官孫瑜“燒”錯了“香”、“拜”錯了“佛”，但其行賄的罪責卻是難脫干系，貪官“擺平中紀委”的事也需法律“擺平”。王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