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政法大學“弒師案”一審宣判，弒師者付成勵被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緩。這是一個理性的博弈結果，它雖然可能激怒一些主張對付成勵處以極刑的人，但從更長遠而言，這個結果對中國刑事司法改革的縱深推進具有重大意義。

　　首先需要承認，相對以往司法實踐的其他個案，北京一中院給付成勵的裁決較輕———他對被害人心存怨恨而預謀殺人，并在課堂上當眾殺死正在上課的老師，該行為主觀惡性大，手段殘忍，后果嚴重，這事如果攤在一個普通市民或者民工頭上，即使投案自首，基本上難逃極刑。因此，這一判決所表現出的個案之間的不平衡，的確會讓部分人感到遺憾甚至不滿。

　　在那些反對這一判決的人看來，就付成勵作案的手段、場所、后果和影響來看，不判付成勵死刑，有鼓勵報復殺人、縱容學生犯上、誘導兇殘犯罪的可能。這的確沒錯，在幾十年來習慣于重刑多殺的中國，給付成勵如此輕罰顯得突兀，這多少容易讓人產生聯想。

　　但如果把該案放在中國改革死刑制度，尤其是將死刑核準權上收最高院并且真正開始踐行少殺、慎殺的背景下來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對付成勵的從輕判處，恰恰就是對慎殺少殺政策的貫徹，也是以生動的案例教學方式進行的一場刑法理念教育，通過這場教育，很多人更深刻地認識到了死刑的問題，也意識到廢除死刑的必要性。這有助于培養中國社會的輕刑心理，也有助于降低司法人員對死刑的依賴心理。

　　多年以前，我國的刑法和有關政策性文件就明確了慎用死刑原則，但直到2007年元旦最高法院重新統一行使死刑核準權之前，這一原則并未得到真正貫徹實施，相反，部分司法官員和民眾還一直迷信死刑的效應。這種局面，既源于傳統文化中重刑主義思想和報復性思想的深刻影響，也源于長期以來對公權的強調和對個人權利的忽視，亦源于司法的專橫性習慣和不受有效監督制約的制度缺陷。

　　好在2007年死刑制度改革之后，中國的死刑適用大幅度減少，但它并未像當初有人擔心的那樣給社會帶來更多隱患，恰恰相反，它讓人們前所未有地認識到生命權的尊嚴和至高無上性，這也客觀推動了中國社會個體權利回歸的進程。在此過程中，部分曾經迷信重刑特別是死刑的人，也開始轉變觀念，意識到死刑并非萬能。

　　作為這場變革的踐行者之一，北京市高院和兩家中級法院兩年多來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改革實踐，比如對那些激憤殺人者，只要認罪態度好，賠償積極并取得被害人諒解，法院基本都為其留了一條生路，這種判罰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付成勵案件的一審判決結果，正是這一思路的延續。

　　考慮到付成勵案件的典型性、特殊性和廣受關注性，我們希望，該案在塵埃落定后，能夠成為有關中國死刑制度在司法實踐中的標本。

　　首先，付案的判決結果，將會告訴法官和人們，什么叫做“可殺可不殺”，什么叫做“慎用死刑”。其次，付成勵的罪行恰恰告訴人們，他的確還未到“非殺不可”的地步，也未到“民憤極大”的地步，這就提醒各地法官，在處理重大刑事犯罪案時，切忌動輒以“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等用語來替重刑主義開道；再者，付成勵的結局，依然能夠提醒民眾不能用非法手段解決私人恩怨，否則，即便不被判極刑，在監獄里呆上一二十年，讓人生所有最美好的時光都在囚牢里流逝，同樣是一種可怕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