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海閔行交通執法大隊釣魚執法一事曝出之后,浦東又出了類似事件,且逼得人自斷手指以證清白,上海市政府17日已明確要求浦東新區政府迅速查明事實,“對于采用非正常執法取證手段的行為,一經查實,將嚴肅查處”。

　　調查在不痛不癢中按 “利益關連”者“父查子”的方式進行著,而圍繞釣魚式執法的爭論,才剛剛開始,因為,脫胎于“誘惑偵查”的“釣魚執法”,可以說在世界各國均有不同程度的嘗試,這種無法有效規范的偵查與執法手段,在實際操作中有著太多的“擦邊球”可打,算是一柄雙刃劍,用好了,善莫大焉,用不好,則賠上公平正義,損及倫理道德底線與行政司法公信力。

　　誘惑偵查作為刑事訴訟中的一種特殊偵查手段,通常分為“機會提供型”和“犯罪誘發型”,而后者即為常說的“警察圈套”。最高檢在2005年即將其作為 《職務犯罪證據問題研究》課題,委托相關學者專家進行研究,但一直因程序控制上無法有效防止濫用,而不敢輕易納入打擊經濟犯罪領域使用。但在某些刑事領域,則可偶見該辦法的影子。譬如“女警化裝擒色狼”的刑事案件偵破,屢屢見效且頗受好評。

　　之所以這種手段引入打黑車之類執法,便變了味,蓋因一個大前提的失控,即,執法者能很方便地牟利。所謂“黑車”的非法問題,其實還很有爭議性,非牟利目的的互助性搭載客人或者貨物,與非法營運還差著“八竿子”,但在制約上,卻惟恐手段不慘烈,以致要逼得人“自斷手指”以證清白,以致東莞的魏先生用小貨幫朋友運點貨收20元油費要被罰3萬元,這你情我愿的事情,被公權這么一攪,越發讓“和諧”受傷,有違執法本意,其要害就在于,執法者在牟利。這樣的牟利,屢現于默許、鼓勵罰沒款物返還、自用、私分、利益鏈共享等規章制度設置之中。

　　所以,凡指向平頭百姓的法律法規,公眾其實還是希望以寬容為先,趨利避害人之本能,小老百姓偶占小便宜若沒泛濫成災,也不值得公權力部門過于“關照”,更何況,在民權私域“法無禁止即可行”,而在公域公權則是“法無授予即禁止”,此乃法理常識已獲普世認同,為何我們的執法部門,揮舞起權力大棒與百姓較真時,總是那么不遺余力?與之相較,對公權失范卻常常“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從打擊方式到技術運用都顯得那么有氣無力?執法是為錢還是為民,這是制度“向善”還是“助惡”的分水嶺。

　　因而,筆者其實很期待“釣魚執法”或稱“誘惑偵查”能早日獲得合法身份,運用在打擊職務犯罪等官場或經濟大案要案領域,而不是只熱衷于編起籠子讓小老百姓鉆。關于這種制度厘清,須從根上著力,類似上海這種頭痛醫頭、見招拆招,讓浦東新區政府去“老子查兒子”,是無力完成這一使命的。 (楊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