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從10月16日起開始施行的9項罪名中哪一項最引人關注，答案毋庸置疑，當屬“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近日公布《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guī)定(四)》，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的規(guī)定，確定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等罪名。

　　據(jù)權威部門解讀，本罪的犯罪主體規(guī)定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其中“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是指曾經(jīng)是國家工作人員，但由于離休、退休、辭職、辭退等原因目前已離開了國家工作人員崗位的人。

　　“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出臺，從側面反映了當前社會中存在某種‘公權力私有化’的現(xiàn)象。”分析人士認為，當本來不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人，僅僅因為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關系密切的人”，就成為請托人“找人辦事”的追逐目標時，說明公權力有“私有化”的傾向。因此，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設立，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效果。同時也表明，刑法作為社會控制的最嚴厲手段，正用其敏銳的觸角在深水區(qū)“設網(wǎng)捕魚”。

　　很多人誤以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一個“橫空出世”的新罪名。事實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確定來源于2009年2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

　　聽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這一罪名時，國內(nèi)著名反腐專家、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的感覺是“精神為之一振”。“這項罪名主要是針對和官員有關系的人的貪腐現(xiàn)象而設定的，這是司法實踐對于立法促進作用的體現(xiàn)。”林喆對記者說。

　　林喆舉例說，落馬貪官成克杰的情婦李平就曾利用其影響力牟取利益。“事實上，大家可能都能明白貪腐官員身邊的人不可避免地和其存在利益關系，但是由于缺少相應的罪名，辦案人員在具體操作過程中難以將罪名和刑期具體落實。有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之后，對于腐敗人員的定罪量刑將更加易于操作。”

　　很多人誤以為，“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一個“橫空出世”的新罪名。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向記者解釋說，事實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確定來源于2009年2月28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

　　據(jù)介紹，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條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后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將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者其他與該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或者利用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牟取不正當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賄賂數(shù)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jié)的行為，以及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其近親屬以及其他與其關系密切的人，利用該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原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實施的索賄受賄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

　　對此，黃京平給出了一個形象的比喻———相當于“孩子是在2月份生的，現(xiàn)在給起了個名字”。

　　據(jù)最高檢有關部門透露，本罪罪名可以對應《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第十八條規(guī)定的影響力交易犯罪。

　　國內(nèi)著名反腐專家、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進一步解讀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是國際社會行賄受賄罪一個重要罪名，在日本又稱為“斡旋受賄罪”。缺少這樣一個罪名，將使那些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直接或間接影響決策的受賄行為逍遙法外。設立這一罪名符合國際慣例，使反賄賂罪的法網(wǎng)不再有重要遺漏，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利用法律武器打擊賄賂犯罪。

　　今年以來，“反腐法規(guī)密集出臺”成為一個明顯的跡象。根據(jù)中央的部署，到2010年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就將基本建成。專家指出，反腐敗法律體系全面建成的標志應該是反腐敗法的出臺

　　據(jù)受訪專家介紹，迄今為止，我國刑法已經(jīng)形成針對受賄行為的三道堵截網(wǎng)：第一道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針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務行為而索賄或受賄的行為。第二道是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針對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而索賄或受賄的行為。如今，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設立了第三道法網(wǎng)，即“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分析人士認為，一個罪名的設立，可以使一些問題清晰起來，更富操作性，但一個罪名與社會現(xiàn)實之間可能還無法實現(xiàn)完美對接，它還需要很多配套工作。

　　回顧今年以來的反腐形勢可以發(fā)現(xiàn)，“反腐法規(guī)密集出臺”成為一個明顯的跡象。

　　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并通過《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guī)定》、《中國共產(chǎn)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和《國有企業(yè)領導人員廉潔從業(yè)若干規(guī)定》。

　　在9月18日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公報對反腐敗提出明確要求后，9月19日的十七屆中紀委四次全會公報隨即提出了新時期反腐敗的6項舉措和5項具體任務。在5項具體任務中，首次提到了加強對“裸官”的管理，即在貫徹落實好《關于領導干部報告?zhèn)�人重大事項的規(guī)定》的基礎上，把住房、投資、配偶子女從業(yè)等情況列入報告內(nèi)容，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公職人員管理。

　　而根據(jù)有關部門部署，今年內(nèi)，將爭取起草、修訂出臺16件反腐法規(guī)。此外，還將積極做好26件反腐法規(guī)的起草修訂，擇機出臺；另有8件法規(guī)的研究論證繼續(xù)穩(wěn)步推進，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防治腐敗法”和“公職人員財產(chǎn)收入申報法”。

　　林喆認為，這標志著我國的反腐工作部署，已經(jīng)由第一階段的全面打擊貪腐現(xiàn)象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反腐法制建設。

　　“通常來說，立法相對于實踐會有一些滯后。因此，我們在反腐敗立法中可以考慮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去解決實際操作中所遇到的困難。”林喆說，現(xiàn)在，反腐敗實踐對于反腐敗法制建設的促進作用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利用影響力賄賂罪”的出臺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根據(jù)中央的部署，到2010年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就將基本建成。對于我國反腐法制建設的前景，林喆“非常看好”。但她認為，我國反腐敗法律體系全面建成的標志應該是一部反腐敗專門法律的出臺。這部法律應對反腐敗的主體、客體，腐敗的主體、客體等反腐敗基本問題作出明確規(guī)定，對過去所制定的反腐敗法規(guī)中行之有效的條款進行系統(tǒng)總結和歸納。

　　林喆還表示，在未來的反腐敗法制建設中，除了考慮以反腐敗法的出臺來實現(xiàn)反腐敗法律體系的法典化權威化之外，對于一些帶有試驗性質(zhì)、不那么成熟的做法或規(guī)定，可以考慮以國家公職人員道德條例的形式面世，從法治與德治、硬和軟兩個方面加強反腐敗力度。(本報記者 杜曉 本報見習記者 任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