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絕不允許外國干涉我國內政

　　記者：如果中方如此肯定達賴喇嘛和他的一些支持者是去年“3·14”事件背后主謀，那為什么中國不能請一些國際人士去搜集相關的證據。如果來龍去脈搞清楚的話，國際社會一些人的猜疑，不就可以打消了嗎？

　　朱維群：我理解您提出這個問題出于好意。但是，我們中國人辦事有一個原則，就是我們的內政不受外國的干預，包括外國人，也包括外國的機構。西藏的事情純屬中國的內政。我們會向外國朋友介紹有關的情況，解釋有關的問題，包括請您到西藏去采訪，但是我們不會允許外國人、外國機構來插手，干涉我們內政，在中國事務上充當什么中間人，充當什么道義的執行者。中國人站起來已經60年了，事實證明了我們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解決好我們內部的一切事務。外國人插手中國內部事務，給中國人帶來了什么？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我可以說得再清楚一點：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當中，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侵略的受害者。受害者的感受和加害者的感受是不一樣的。在中國人心目中，外國干預者的道義形象并不如同他們自己想像的那般美好。

　　記者：不好意思，我并不是要質疑中國處理自己內政的事務的能力，我只是想說，是不是可以借助國際上的一些機會，讓大家能夠對達賴喇嘛去神圣化，揭開他身上神秘的面紗。在西方很多國家，達賴喇嘛擁有非常多的同情者。

　　朱維群：我知道一些外國人和外國機構十分熱烈、十分迫切地想介入到我們和達賴喇嘛的關系中來，介入到所謂的“西藏問題”中來。我再次說，沒有這個必要和可能性。

　　至于說達賴喇嘛在一些國家有眾多的所謂“同情者”，這是這些國家的當政者和新聞媒體自己造成的。大家可以回顧一下，在1989年以前，達賴喇嘛在西方有多少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喇嘛？達賴喇嘛是被西方一些人作為整治中國的工具而抬高的。包括授予他“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是1989年西方國家“制裁”中國的行動的一部分。

　　但是，這種狀態一旦形成了以后，想要改變這種狀態就有點麻煩了，這就給有關國家后來發展同中國的關系帶來了一個很不利的因素。當這些國家當政者認識到需要改善與中國關系時，卻不能不受到達賴喇嘛“同情者”的牽制。這個問題是這些國家自己造成的。希望有些國家從中汲取一些教訓。

　　我們并不想把西藏的門對世界關上，西藏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它的門應該是向世界敞開的。我們歡迎大家到西藏來旅游，來幫助建設，來進行采訪，但是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會歡迎外國人到我們這里來指手劃腳。我舉一個例子。不久前我會見一個國家的政要，他說：我們向中國索要十幾個關于“3·14”事件以后被捕者下落的個案，而中國只提供了少數幾個，我們感到很不滿意。我告訴這位朋友：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我們沒有義務向外國提供屬于我們主權范圍內的刑事案件的處理情況。我們之所以向你們提供了若干個案，是因為我們兩國關系不錯，而不是因為我們負有這種義務和責任。我告訴他，如果由我來決定這個事情，我一個都不提供！

　　記者：您可能知道，中國的威望因為西藏的問題已經受到損害，西藏很長一段時間是封閉的，不允許我們記者自由前往去采訪。您不想利用這個良機，向世界的輿論公布您對某國要人所要求的個案的調查結果？

　　朱維群：向某國政要提供幾個個案情況，是看在兩國關系不錯的份兒上。但是提供什么、提供多少、什么時候提供，仍至最后提供不提供，這都是我們主權范圍內的事情。在主權范圍內，哪些事情做，哪些事情不做，一個最根本的原則，就是要符合我們中國的利益。您剛才說到的，我們西藏對于外國新聞媒體一段時間以來實行封閉。其實只是加強一些管理措施，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關過門，“3·14”以來始終有外國記者經過允許到西藏去采訪。現在，我們正安排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去西藏，包括您在內。但是西藏的門開多大，說到底，我們要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從西藏穩定、發展的需要出發。中國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先生講過一句很重要的話：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我們當然希望更多的外國朋友了解西藏，也希望外國媒體說我們的好話。但是，多說幾句好話、少說幾句好話畢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利益不能受到損害。

　　達賴喇嘛如果真想同中央改善關系，就應當改弦易轍

　　記者：2008年年底的時候，貴方同達賴的私人代表終止了商談。在什么樣的條件下，你們會再跟他進行商談？

　　朱維群：首先我要說明，不是中央方面終止接談，而是達賴喇嘛方面終止接談。達賴喇嘛悍然終止同中央的接觸有過兩次了。第一次是經過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接觸之后，他發現他的那套東西不可能在中央這里取得什么突破，后來，由于發生了1989年北京風波和蘇聯、東歐政局的變化，他錯誤估計形勢，認為中國共產黨不能長久了，中國政府很快就要垮臺了，于是在90年代初宣布終止和中央的接談。

　　對于達賴喇嘛來說，很不幸的是中國沒有垮。到了2002年，他不得不再次提出希望和中央接觸。我們中央歷來是寬宏大量的，這就有了從2002年一直到2008年九次接觸商談，其中有三次是去年一年當中進行的。

　　在去年11月的第三次接談中，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拿出一份《為全體藏民獲得真正自治的備忘錄》，并狂妄要求，今后的接談要以《備忘錄》為基礎，中央必須接受這個《備忘錄》。我們很清楚地向他們表示，這個《備忘錄》仍然是“半獨立”、“變相獨立”乃至“西藏獨立”的貨色，中央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這位私人代表當面向我們宣稱，接談不再進行。緊接著還是在11月，達賴集團召開了一個所謂的“全體流亡藏人特別會議”。這個會議作出了一個決定，就是中止和中央的接觸商談。所以說達賴喇嘛已是兩次主動中斷接觸商談。

　　我們中央的態度始終如一。就是說，接觸商談的大門是敞開的，但是，要談的只能是在達賴喇嘛放棄分裂主義主張和行為的前提下，他的個人前途問題，想談“西藏獨立”、“半獨立”、“變相獨立”，那么沒什么可談。我們現在還是這個態度。達賴喇嘛方面如果愿意和我們再接著談，可以，但是，他要注意幾件事。第一，對于他兩次悍然中斷接觸商談，特別是去年第二次中斷接觸商談，總應該向中央有一個交待吧。第二，去年11月以后，他們自己也感到中斷接談在政治上太愚蠢了，又放出空氣說還要談，但是聲稱再談還是以那個《備忘錄》為基礎。這個《備忘錄》已經被中央批回去了，再拿這個東西和中央談，能談出什么來？也就是說，他們應當對他們的政治綱領有一個認真、徹底的反思和改正。

　　記者：用什么樣的形式呢？

　　朱維群：形式多的很。只要有想法，有決心，通道是存在的。第三，達賴喇嘛從去年到今年，不辭辛苦，加快在一些國家游走。我曾經對他的私人代表說過，你們讓這樣一個高齡老人以這樣的頻率到處跑，太不人道。由于達賴集團的政治性質，他到一些國家去勢必給中國和有關的國家的關系帶來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麻煩。達賴喇嘛這種使中央不快，不利于中國和有關國家發展友好關系的的動作，應該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