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后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美國氣象學家愛德華·羅倫茲創造的“蝴蝶理論”，充分印證了中國時近“網絡反腐”漩渦中的“周久耕現象”。10月10日，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天價煙”局長周久耕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12日上午，周久耕的辯護律師金輝告訴記者，周久耕不打算上訴。(10月13日《揚子晚報》)

　　一次偶然的照片曝光，在網民的“人肉搜索”和窮追猛打之下，終于有了一個如人期待的結果。無論其間的反腐邏輯是否值得檢討，這場堪稱勝利的斗爭，都極大地增強了網民的反腐信心。

　　網絡為公眾的民意表達提供了無限廣闊的平臺，為公眾參與反腐倡廉建設提供了N多機會。對于制度的構建者而言，問題在于，我們有沒有勇氣走出一味依賴權力反腐的誤區，“以更大的政治善意來尊重隱藏在網絡背后的公民權利，并迎接這個權利反腐時代”。“周久耕案”凸顯了網絡背后公民權利匯聚起來的巨大力量，但其偶發性和對權力的依賴性，同樣也反射出網絡反腐這一“最廉價的監督”尚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撐。

　　同任何一項公共治理一樣，科學而理性的制度路徑應是反腐建設的根本之道。網絡只是給傳統的反腐提供了強大的權利出口，并沒有改變現代法治國家反腐制度建設的規律，它甚至還可能因為強大的“立竿見影”效果而沖擊反腐的制度依賴，增強“人治型反腐”的牽引力。因此，在我們為“周久耕案”拍手相慶的同時，更需要從制度層面思考網絡所能帶給“法治型反腐”的挑戰和機遇。

　　首先，應當在立法理念上落實公民憲法權利。對網絡反腐的法律規制，前提是確保公民憲法權利不受損害。在憲法上，公民有對國家機關和政府官員提出批評建議的權利，更有對丑惡現象舉報揭露的權利，網絡只不過是行使這些憲法權利的一個通道。只有從立法理念上認同這一點，才能有效避免地方立法擅自限制網民“扒糞”，動輒追究網民發言的法律責任。

　　其次，應當在規范內容上重點預設網民擔責的例外情形。網絡是把“雙刃劍”，法律在規范網絡信息披露、平衡網民權利與他人權利的時候，不能采取模棱兩可的權利許可思路，而應將重點放在對網民過度行使權利的界定上。因為對于公民權利而言，原本就是“法無明文禁止即可行”，在國家立法層面上，就應當采取排除法明確網民擔責的具體情形，以防止模糊立法給公民權利帶來大面積損害。

　　再次，應當在配套機制上注重完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網絡破解了現行官僚體制的層層束縛，打通了底層民意直達權力中樞的快道。但是，這種渠道的投入運營，離不開公權力機構的信息公開。試想，如果沒有相關的資訊公開，再剽悍的“人肉搜索”恐怕也難以讓問題官員“顯形”，更遑論對“副職扎堆兒”、“史上最牛官員別墅群”及各種問責官員“復出門”等進行曝光了。所以，網絡反腐更需要政府信息在網絡上公開化、透明化，為網民知曉政府并監督政府提供條件，使網絡反腐敗機制更加暢通。

　　最后，應當在司法救濟上為公民權利筑牢正義的防線。經驗表明，司法判斷容易受到地方權力的干擾，舉報的網民在受打擊后一旦得不到司法救濟，就會形成一種“寒蟬效應”：更多擁有反腐線索的網民，因為擔心得不到司法支持而不敢發聲。改革開放30年評出的10個反腐名人就有9個遭到報復，悲劇的背后也凸顯出網絡反腐同樣的司法困境。可以說，劍指公權貪腐的所有揭丑行為，都不可能徹底躲避來自公權的打壓，問題不在于讓公權自覺地接受監督，而是應當發揮司法權利救濟和權力制約的功能。只有日漸“雄起”的司法真正成為舉報義士的支撐力量，才能排除鍵盤前網民舉報的彷徨心理，最終讓貪官陷入網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無處遁形。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