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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自然是一個很好的提議，但是其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反省程度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于冬發自北京 10月10日，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剛剛落下了帷幕，外界就三國將構建更為緊密關系的話題議論紛紛。然而，三國共同面臨的歷史問題，卻將是構建更為緊密關系過程中無法回避的重大鴻溝之一。

　　10月7日，日本外相岡田克也拋出了試探性建議，他表示，“日中韓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是解決歷史糾葛的最理想辦法。”盡管此前三國在共同研究歷史問題上已經展開了合作，但這也是迄今為止日本官方對此話題作出的最為積極的表態。

　　此言一出，中韓兩國學者備受鼓舞，但也引起了日本國內右翼勢力的詆毀和反撲。

　　岡田主張具有試探色彩

　　“我們能夠理解戰爭受害者的感情不會輕易化解。”岡田克也在當天的演講中表現出了他一貫開明的歷史觀，出身于工商世家的岡田曾指責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

　　岡田克也選擇在小規模外國記者非正式聚會上提出“合編歷史教科書”的主張，顯然經過深思熟慮。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吳懷中對《國際先驅導報》指出，這在外交戰略上與執政的民主黨“重返亞洲”的步調是一致的，在策略上也具有試探性色彩。“岡田此舉是日本‘亞洲外交’的重要一環，日本要實現建立東亞共同體的愿望，僅僅有中日韓三國經濟利益上的契合是不夠的，更需要文化觀念上的共識，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將是三國增強互信、解決歷史問題的重要步驟。”

　　日本文部省此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日本現在的人口中，戰后出生的人占70%以上，40歲至60歲的人大多是從上一輩人的口述中獲得對二戰的感性認識，而青少年則很難從父母的口中獲得任何感性認識。因此，歷史教科書成為了塑造日本年輕人歷史觀的主要途徑。

　　中日韓三國合編歷史書早有先例。2002年，為了批駁日本扶桑出版社2001年編纂的右翼教科書，參加東亞和平論壇的三國學者歷時兩年時間共同完成了《東亞歷史共同讀本》一書。該書編寫者之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三國合作編寫歷史教科書，是促進亞洲和平的積極行動，對促進面向未來的共同歷史觀具有積極意義。

　　教科書成日本右翼最后陣地

　　岡田克也的建議得到了韓國政府的積極回應。10月8日，韓國總統府青瓦臺高官表示，“三國合撰歷史教科書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但這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即便著手合撰，也將是長期課題。”

　　據了解，韓國學術界正在討論“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的技術事宜。韓聯社10月9日引述一名外交人士的話稱，“(韓國)民間已開始研究韓中日合編歷史教科書的問題。編寫的過程中要考慮各國特殊的歷史情況，但這將是一次艱難而積極的嘗試。”

　　然而，岡田克也的建議在日本國內卻引起了爭議。右翼軍事評論家佐藤守打響了反駁第一槍。日本《產經新聞》10月9日引述佐藤守的話稱，“他(岡田克也)面對外國記者說出這樣的話將造成怎樣的誤解？說什么日中韓共同編寫歷史教科書，真是瘋了。”此外，還有大批日本右翼分子在東京和名古屋等地聚會，大罵岡田是“賣國賊”。

　　對于日本國內的爭議，吳懷中認為，目前參拜靖國神社問題逐漸淡出了東亞政治的議題，歷史教科書問題因此成了日本右翼勢力不能放棄的最后陣地。

　　前景取決于日本歷史態度

　　10月10日下午，本報記者在日本駐華大使館主辦的中日韓三國領導人會議媒體吹風會上獲悉，作為中日韓文化教育合作的主要項目之一，東京將在11月份承辦學術交流會議，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問題有望在會議上加以討論。

　　不過，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的前景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對待歷史問題的反省程度。右翼勢力對此的劇烈反彈，令人對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的前景難以樂觀。

　　2008年4月，德國與法國合編歷史教科書進入兩國中小學課堂。當時，代表德國政府出席發布儀式的柏林市長克洛斯·沃瑞特曾表示，但愿中國和日本能夠仿效德國與法國的經驗。

　　吳懷中認為，法德合編歷史教科書確實為中日韓解決歷史問題提供了范例。但他強調，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對東亞來說，是個難題，主要障礙還是在于日本方面。盡管2002年中日韓三國合編的《東亞歷史共同讀本》是一個突破，但由于當時日本知名的大出版社不敢接手，實際上日本方面是由一家僅有6名員工的“高文研”出版社負責的，出版發行遭受了冷遇。當時，日本主流社會缺乏反思和解決歷史問題的勇氣。

　　吳懷中分析說，就目前的情況而言，日本國內對侵略歷史的認識和反思，還遠沒有達到德國的程度，日本右翼團體不斷騷擾阻撓，執政的民主黨內部來自不同的階層，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也存在分歧。這也是岡田小心謹慎發出試探性言論的原因。此外，日本教科書實行嚴格的審定制度，日本右翼勢力肯定會以此為手段加以阻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