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面對不斷涌向災區的錢物，人們開始追問地震捐款的清晰流向

　　本刊記者/王家敏(發自四川)

　　9月，升平博愛小學的孩子們走進了新教學樓。在5·12地震災區，數以百計的鄉村學校重建，孩子們走進了明亮的教室。

　　這所鄉村小學位于四川彭州市升平鎮玉泉村，始建于1968年。除2006年修建的標準校舍，其余兩棟教學樓在5·12地震中垮塌。張靜老師說，過去的一年，700多個孩子在操場的臨時板房中度過。

　　為孩子們修建新的教學樓，成為了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下稱中國紅基會)“5·12災后重建中央企業援助基金”(下稱央企基金)的援助項目。中國紅基會副秘書長劉選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央企基金的援助項目采用‘一對一’的形式，升平博愛小學總投資800萬元，其中450萬元來自鞍山鋼鐵集團。”

　　自2008年5月27日央企基金發起以來，共有90家中央企業及其子公司累計向該基金捐贈逾3.9億元。至2009年8月，央企基金援建項目已安排資金1.87億元。

　　與此同時，社會“5·12地震”捐款捐物總數已逾760億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鄧國勝說，“我們不得不追問這個更大的數字。”

　　捐款往何處去

　　“社會捐款流向哪里，目前沒有任何人或組織能給出準確的答案。”鄧國勝所在的研究團隊對此進行了半年調研后指出，大約80%的捐款通過不同形式流入了政府的財政專戶，由政府部門統籌用于災區。

　　“我們通過調研得知資金流向的部分情況。”鄧國勝說，“無論在災前，還是災后，關于信息披露相關的法律法規很多，但是大部分政府和民間組織信息披露并不完善。很多機構只披露接受了誰的捐贈，關于資金使用情況和使用效率幾乎沒有人披露。”

　　推動公示是監督資金使用的關鍵環節。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促進司司長王振耀認為，“民政部正在委托有關單位起草捐贈信息披露辦法，包括后續使用情況的跟蹤。”

　　“因為是大額捐款，央企基金的資金公示清晰。”中國紅基會秘書長王汝鵬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說，根據國資委業績考核局考核函的資金安排方案，央企基金50%轉贈受災地區國資部門和受災央企，用于受災中央企業設施重建和職工家屬安撫；另有50%用于支援災區學校、醫療設施重建，捐建中小學和鄉村衛生院(站)等項目。

　　但追問“我捐贈的一元錢去了哪里”還有技術難度，王汝鵬說，“災后紅基會收到60多萬筆共計13.95億元捐款，已立項的資金有12.85億。其中零散的捐贈資金仍劃入基金會的整體統籌，對于機構捐款5萬元、個人捐款1萬元以上大額資金流向，基金會已經有一對一的安排與公示。”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中國紅基會9月10日發布的項目公告中看到，某高校2004級國貿專業全體同學等數十機構、個人的捐款集合為一個“捐助團”，援建了咸陽武功大社衛生院。

　　公示規則只是一個方面，資金的實際支配流向更值得關注。政府募集的資金98%左右由政府部門支配，中國紅十字總會、慈善總會、全國公募基金會募集的資金則按原則根據捐助者意愿安排。

　　“中國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組織總共募集了約63億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兩家機構將募集到的資金層層下撥到地方紅十字會和地方慈善會。”鄧國勝說，“但現實的情況，比如地方紅十字會，可能屬于當地衛生部門，下撥資金往往收到政府財政專戶，由政府統籌使用。一些組織的資金即使不轉入政府財政專戶，但也仍可能由政府統籌使用，然后從組織報賬。”

　　這形成了一條“逆向”的資金流動。南都基金會秘書長徐永光認為，國際上通行的是政府購買NGO服務，比如美國政府購買NGO服務的款額是民間捐贈總額的1.5倍，但中國卻正好相反，“中國公募基金會向社會募捐后，和政府合作做項目，落實項目的大都是公務員。”

　　鄧國勝認為，“逆向”的資金流動會擠壓NGO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納入財政的資金沒有清晰的公示，也影響募捐機構的公信度。

　　當學者發出“80%的社會捐款流向政府”的提示時，一項調查顯示，公眾似乎更偏向于“政府統籌”。2009年5月，中國扶貧基金會組織資助的“5·12行動啟示錄”課題組對北京市、河北省易縣、沈陽市、江蘇省昆山市等10個市縣進行了抽樣調查，在2046個有效樣本中，60.8%的受訪者認為，救災時，社會捐贈資金應該由政府統籌使用，只有9.7%的人認為不應該，還有29.1%人無所謂，0.3%的人選擇了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