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證代表缺乏代表性，“狡猾”的方案設置，這些聽證程序設計上的“先天不足”導致了聽證制度“發育不良”，針對聽證會的程序也有必要來一番“聽證”。

　　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廣州市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規定，政府重大行政決策須通過座談會、公共媒體征求公眾意見，并組織專業論證會及聽證會，聽證代表中，利害關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這一規定日前引發熱議。

　　目前所見的行政決策聽證，多為定價聽證，按照規定，聽證會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組織，也就是說，有關部門主導著聽證代表的選擇，這時，規定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既有“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的避嫌之意，也體現了聽證會力求公平的努力。盡管與關起門來定價后再一紙通知執行漲價相比，公眾參與的聽證會制度的進步意義不容否認，但不得不說的是，我國的聽證制度仍處于起步階段，現實中仍存在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比如聽證代表的構成問題。細心的人們就曾經在合肥市污水處理費調整聽證會上發現，8位聽證代表中居然有4位的名字經常在其他聽證會上出現，這樣的聽證“專業戶”顯然沒有充分的代表性，也很容易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如今，聽證代表往往有著“近親化”的傾向，反對漲價者擠不進去，聽證代表多是漲價主角的“親友團”，這樣的聽證會自然也就成了“聽命會”、“作證會”。

　　此外就是聽證方案的“狡猾”設置。價格聽證過程中，話題一般不會集中于“是否漲價”，而是被巧妙地引導到“怎么漲、漲多少”之上。聽證會一開就甩出兩個方案，一個是漲價10%，另一個是漲價20%，都是漲，還選什么？貌似有選擇權，其實是沒得選，看似在“明修棧道”，其實是“暗渡陳倉”。這樣的方案設置明擺著就是以聽證之名，行漲價之實，“定價聽證”也就成了“漲價聽證”。比如某大橋收費聽證會上，提交聽證會的兩個收費方案中，一個是維持目前的試行收費標準不變，另一個是要在現行收費標準的基礎上提價，壓根就沒有聽證“降價”的程序設置。

　　聽證代表的身份構成、名額分配、產生方式等方面缺乏代表性、公正性和透明度，聽證方案設置的蓄意引導，漲價企業只談成本壓力卻回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和內部福利無拘無束……如此等等，程序設計的“先天不足”又怎能不致聽證制度“發育不良”？又談何利益平衡？

　　聽證的要義本來就在于以程序的公正來保證結果的公正，公正的程序設計才有可能產生公正的結果，否則聽證會就會成為漲價者裝點門面的作秀工具，聽證代表也宛如臺上表演、臺下操控的木偶。由此看來，針對聽證會的程序也有必要來一番“聽證”了，或者說，聽證程序亟須創新和突破。

　　這并非不可能，廣州市規定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就邁出了聽證代表構成合理化的第一步。再如，今年4月份福州市停車場管理立法聽證會上，20名旁聽代表就提交了書面意見，提出了不少新鮮的觀點，有些建議就被吸納到了法規三審稿中，這就打破了旁聽代表只“聽”不“證”，不能建言獻策的慣例。聽證制度方興未艾，目前的缺漏之處有待通過縝密、公正的程序設計加以規范，以使聽證會回歸本意，真正成為民主決策的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