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反腐的探索

　　除廣東省，北部灣地區也開始跨省合作，探索區域反腐模式。

　　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湛江就與廣州、大連等14個城市被國務院確定為全國首批沿海開放城市。然而開放初期，湛江市經濟遭受走私與腐敗的重創。1998年，在公安部和廣東省紀委聯合查辦的湛江“9898”走私大案中，最終查實的涉案金額高達110億元。當年，湛江工業總產值315.3億元，比上年下降47.1%；港口貨物吞吐量2256萬噸，下降15.3%；外貿出口總額3.36億美元，下降5.6%。

　　2008年金融危機中，北部灣地區港口作為中國大陸通往東南亞、非洲和大洋洲等新興市場航程最短的港口，石油、鋼鐵等項目開始聚集。中國社科院監察局副局長劉克平認為，“區域經濟發展中，公路交通、城市建設、電力通訊、能源水利等建設項目將大批上馬，須著力防止這些領域中的腐敗。”

　　“湛江市正進入重大項目發展的關鍵時期，未來幾年，總投資額超過2500億。”張小剛說，“紀委在探索更寬廣的監督渠道，將網絡監督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也要建立區域常態化的交流合作機制。”

　　2009年，北部灣三省(區)湛江、北海、欽州、防城港、海口等5城市達成了廉政協作的共識。8月20日，“北部灣廉政論壇”成立，以舉辦論壇為載體，促成各市紀檢監察工作資源共享，加強反腐倡廉理論探索。湛江市網絡村務公開、欽州治理農村宗族勢力的經驗也在論壇中得以交流。

　　中紀委廉政理論研究中心一位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地方紀委反腐的高調成為近年來的趨勢，“地方紀委合作交流，使得我們對基層情況可以了解得更清楚，接觸更多的學者，對理論建設也很有幫助。”

　　然而，地方創新的高成本、階段性使得自下而上的改革有較大的推廣難度。毛昭暉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認為，在中國，政治與政府管理一元化，高層監督主體缺乏自愿推進反腐建設的內在動力，自上而下的反腐倡廉體制創新總是滯后于自下而上的反腐倡廉建設的制度創新，因而導致中國的反腐倡廉建設的改革創新往往是局部化的，不能形成大規模的改革環境和改革的效益，“期待這樣的區域制度創新能有所突破，形成從局部到制度的轉變”。

　　2007年十七大“制度反腐”提出，現已是第3年。當年，國家預防腐敗局設立，中央紀委《八項禁令》等文件相繼發布，2009年《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頒布施行，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也被期待在制度反腐上推出新意與新舉。

　　“制度反腐離不開一系列規范文件，但最終還是需要體制改革。”毛昭暉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帶有很強的政府推動性，這就使得權力越來越深地直接介入到經濟生活中，現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政治框架難以有效屏蔽權力的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