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國慶將要到來的時候，我作為一個長期從事外交外事工作的人來說，回顧這六十年來我國國際關系的大變化，真是感慨和興奮不已。建國后我有十多年當新華社駐外記者，又有十多年在駐外使館任外交官，再有五年多當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學者，前后三十多年，走遍了五大洲。只是從出國辦簽證、坐飛機的情況來看，就深深感受到了我國國際關系的大發展。

　　幾經輾轉辦簽證 八月出發二月歸

　　我在1951年10月到朝鮮碧潼采訪美俘營，五個月后又去開城報導朝鮮停戰談判，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期間，沒有護照和簽證的問題。1955年8月我隨貿促會的展覽代表團到敘利亞大馬士革訪問，辦簽證坐飛機就難了。當時，同我國建交的國家只有三十多個，很多簽證要到國外去辦。空中交通只有稱為北線的一條蘇航經營的北京莫斯科航線，經停點有好幾個，而且用的是圖-154飛機，經過十多個小時的飛行到莫斯科后，人已疲勞不堪，第二天甚至當天還要換飛機到蘇聯其他地方或東歐去，要去西歐或北歐，還常常要到布拉格去換飛機。去敘利亞不能轉這樣的大圈子，只能走南線經香港換機，可是敘利亞還未建交，要先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辦簽證。那時香港還未回歸，要得到港英當局的簽證，還有勞在香港唯一的辦事機構新華社香港分社的接送和安排食宿。我同代表團的第一批二十多人經香港前往，由于不久前發生了我國出席亞非會議代表團包租的印航“克什米爾公主號”客機在香港被臺灣特務放置定時炸彈導致在去雅加達途中發生爆炸的事件，我國大型的代表團在香港換機還是第一次，上機前港英方面對我們的大小行李都要檢查，我們本來心里都有些嘀咕，等著檢查更增加了壓力，經過好幾個小時的飛行到了緬甸的仰光才松下一口氣來。到卡拉奇后，辦好了敘利亞的簽證，到購票時才發現去敘利亞的班機已經客滿，只能走近鄰的黎巴嫩，我們沒有到那里的過境簽證，航空公司說給我們打個招呼。我們到了貝魯特，在飛機場等了近兩個小時，估計是他們上下請示，才同意我們出機場叫出租車去大馬士革。我們少數人在敘利亞、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訪問后已是11月底了。香港在這個時候常常有霧，飛機降不下來只能飛到臺灣和菲律賓的馬尼拉去，我們只能飛到印度的孟買，再乘客船經過十八天航行才到了香港，回到北京已二月初了。

　　為辦簽證直接打電報給外國總統、總理

　　我在家里住了一個多月，就到卡拉奇當常駐記者了。之后，我國民航開辟了北線，用的是伊爾-18四引擎飛機，經停點增加了蒙古，時間更長。不久又開航了從昆明到仰光的南線，我也經常像其他來回東南亞的公務人員一樣經仰光轉機。從北京經停太原、重慶到昆明住一夜，再飛仰光。 用的是伊爾-4小飛機，到達時人已很疲勞，遇到天氣不好，在機上還要大吐一場。而且經停仰光的班機較少，在那里要住兩、三天。那時，美國對我國實行封鎖政策，買不到美、英制造的客機，多年后經巴基斯坦轉手才買了多架英國的三叉戟客機，作為公用。

　　我在1958年底調到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當常駐記者，更是“長途飛行旅行”了。當時黑非洲還是法、英、比、葡、西的殖民地，只有加納和利比里亞獲得了自治地位。幸而加納已在開羅設立了使館，我在那里等了兩個月才取得了簽證。去其他國家就更難了，到英屬區要到英國使館辦簽證，到法屬區要到法國使館辦簽證，當然不免要受到拖延和阻撓。有幾次，我不能不直接打電報給當地的總統、總理，要求在機場辦簽證。記得我國駐幾內亞大使柯華要去馬里訪問，也直接向凱塔總統發了電報。空中交通也是問題，除了到宗主國之外互相之間幾乎沒有，到英屬區要到倫敦坐飛機，到法屬區要到巴黎坐飛機。而且巴黎對直接過境的人有個規定，如果換乘直接出境的飛機，可以不收護照，而如果換乘中途還要經停法國一個城市的飛機，就要收取護照，待在這個城市起飛后再由空中小姐發還護照給本人。我國駐摩洛哥大使白認過境時經多次交涉無效，不得不在巴黎機場多呆幾個小時改簽了直接出境的飛機。后來，加納總統恩克魯瑪做了一件好事，開辟了經停象牙海岸、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到幾內亞的航線，雖然用的是小飛機，但對我們方便多了。在1960年剛果(利)的盧蒙巴總理處于內外勢力顛覆危險時，我還是坐了蘇聯的臨時飛機從加納到了那里，否則就要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去轉一個圈子，還不一定買上票。

　　上飛機是夏天 下飛機零下五、六十度

　　1962年初我到古巴工作時，本來有從墨西哥到古巴的飛機，但要辦那里的入境簽證并住幾天，那時同墨西哥還未建交，只能從瑞士乘飛機一早到委內瑞拉的加拉加斯，幾個小時后換乘荷蘭航空的小飛機到加勒比海荷屬西印度群島的庫拉索島，再換小飛機經牙買加、海地到古巴的哈瓦那。只要周轉延誤，就麻煩得很。但從哈瓦那回來時，卻要在庫拉薩俄島住上兩、三天才行。后來，蘇聯用大飛機開辟了大西洋航線，從哈瓦那在大西洋上直飛到蘇聯最北部的港口摩曼斯克，回國就方便多了。但上飛機時還是穿短袖襯衣的夏天，而半夜到摩曼斯克時卻是零下五、六十度了。

　　后來，巴基斯坦航空和法航先后開航上海。我來回方便不少，但都要經停上海。我在1969年12月到西德的波恩當常駐記者，當時我國同西德還沒有建交，在波恩只有新華分社一家，沒有其他中國機構。我來回都要乘機先到巴黎，再換機到波恩。巴航從上海經停達卡、科倫坡到卡拉奇，再轉機到巴黎，一旦延誤就要在卡拉奇住三天。后來有了法航，也要經停雅典等地，而且經常客滿。到西歐的空中交通仍很困難，1972年中，我國邀請西德第一個政治家聯邦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施羅德訪華。幾天后國內通知我迅速回國參加接待他一行。可是我到巴黎后，法航到上海的航班全部客滿，巴航兩天內沒有航班，只能繞道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到卡拉奇，再換機到上海，等我兩天后深夜趕到北京時施羅德一行當天早晨已結束在北京的訪問到東北參觀去了。1972年10月中、西德建交，我調到使館工作，來去都從北京直飛西德的法蘭克福了。改革開放后，情況逐漸改變了。1980年我到駐奧地利使館工作，開始時還要經過法蘭克福換機，不久就直飛維也納了。

　　六十年匆匆過去，我國國際關系發生了大變樣。我國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建了交并且互派大使。在北京有各國的大使館，在外地還有總領館。而且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有民航或外航的航班，直飛世界各地。我雖然已到了耄耋之年，不會再出國了，但看到現在的出國手續便捷，航線四通八達，同大家一樣感到由衷的高興。(外交部前副部長、國際問題研所所長、駐聯邦德國、奧地利大使 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