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人保部等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這份被稱為中國版限薪令文件明確規定，國企高管基本年薪與上年度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相聯系”。這也是中國政府首次對所有行業央企發出高管“限薪令”。(9月17日《西安晚報》)

　　這份飽含良苦用心的“限薪令”，依然沒能贏得滿堂彩。因為我們還記得，去年年末，金融危機寒潮乍起之時，在國泰君安“天價薪酬”風波與華爾街版“限薪令”構成強烈反差的語境下，財政部也曾緊急出臺了一個“滅火”性質的本土版“高管限薪令”，當時是以280萬元人民幣封頂。不過，實效如何，我們實在不愿多言。因為現在緊隨其后的，由人保部領銜推出的這個“補丁”式的限薪令，就是對前者成效最好的補充說明。

　　為何，禁令沒少發，但現實療效卻老是讓人不敢恭維呢？或者說，現在首次明確將高管薪酬與職工工資掛鉤，就能在限薪方面取得重大飛躍和突破？恐怕我們仍然不能太過樂觀。我們不妨先來做個假設：假如為了不讓高管的薪酬與普通職工的工資對比，顯得太過乍眼，公司年報會不會來個賬面上的“美容整形”呢？

　　您還別先急著否認，咱們有例為證。就拿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五糧液調查門為例，略加說明。近段時間，外界紛傳“五糧液偷稅，被證監會來調查”的消息。五糧液則對此事進行了公告，極力否認偷稅。所謂禍不單行，“調查門”一波未平，“低薪門”一波又起。五糧液高管的薪酬又遭質疑，著名財經撰稿人李德林發文，對五糧液高管普遍不足10萬元的年薪提出疑問。

　　五糧液上市公司董事長唐橋曾以個人名義，一次性購買五糧液股票兩萬股。“交易價值將近45萬元，而從年報上看，唐橋的年薪是6.78萬元，也就是說這筆交易花掉了他至少不吃不喝6年的工資。”對于這個“清廉工資單的秘密”，五糧液以“年報上都有”進行回應。

　　這就把所有問題都推向了不會說話的年報。在當前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限薪令”一出，我們可以想象，假如為營造出國企高管“與民同苦”的印象，打造出“年薪6.78萬元”的清廉工資單似乎并不是難事。而且公眾還真沒法去核實清查，真有點啞巴吃黃連的感覺。

　　這就是“限薪令”力有不逮之處。即便與普通職工工資掛鉤，但這部分基本年薪，就算只是如五糧液般的廉潔的6.78萬，這也絲毫不妨礙人家一出手幾十萬的闊綽。這是單位的錢還是個人的？若是個人績效薪酬，那這績效才是天價的根源。那么與職工工資掛鉤的基本年薪也就成了障眼法了。

　　如果沒有正確的激勵效應，高管的這種隱性收入不徹底斷絕，公眾不能嚴格監督，市場化定薪機制、行政任命的用人機制不改變，隱性天價年薪就不絕如縷。沒有市場化的職業經理人，亦官亦商的高管拿多少年薪公眾都不會心服。

　　高管薪酬背后糾結著的用人機制、激勵機制、市場化程度、公眾監督力度等復雜問題，到了必須被重視，并盡早得到改變的時候了。不然，看著清廉的企業年報，看著老總拿著甚至不如自己的6.78萬的低薪，公眾心情只會更糾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