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賄賂是一個頑疾，經過多年治理，雖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療效卻不太明顯。究其原由：一是市場交易的“潛規則”在起作用，如你不行賄，就入不了行，辦不成事，謀不到方便，獲不得非常之利。二是行賄者皆為“暗箱操作”，要“打”要防，讓人無的放矢，目標不明，決心難下，力度也就不大。三是諸多被查處曝光的現行貪腐案件，公布的大多是被嚴懲的貪官污吏，而對賄賂的始作蛹者，“見光”的很少，被公開處罰的就更少了。

　　此類做法，行賄者基本不支付或很少支付犯罪“成本”，不僅對其沒有威懾力可言，而且對其他行賄者也起不到什么震懾作用。于是，他們依然故我，繼續挖空心思地捕捉行業交易的關鍵人物，想方設法地投其所好，樂此不疲地用錢物、回扣等行賄實權者，不斷獲取非法利益。如此膽大妄為的循環往復，不正顯露了行賄檔案沒公開，行賄者信息不透明的弊端？

　　最高檢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及時決定擴大行賄犯罪檔案系統范圍，全方位地錄入行賄犯罪檔案，無限制地供社會查詢行賄者信息，并規定所錄入行賄犯罪數據具有不可刪除或變更性。這種完善商業賄賂犯罪檔案查詢系統之舉，既可以整合司法機關、行政部門、行業協會之間的資源和力量，完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加強對不法交易行為尤其是行賄行為的有效監管和及時糾正；又可以推進誠信體系建設，讓非法經營者加大賄賂犯罪“成本”，發揮反面教員的警示和震懾作用；也可以徹底打破市場交易“潛規則”歪風，凈化市場經濟領域的經營風氣，促進經濟社會科學健康發展。

　　建好、用好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是維護公平競爭市場規則，保證正常市場經濟秩序的必然要求，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遏制腐敗行為的有效舉措。不過，查詢“行賄黑名單”作為諸多準入門檻的必經程序還需制度跟進，否則會留下后門。應通過建立新的制度保障“行賄黑名單”的查詢與運用，尤其是組織人事部門對官員晉升、晉級等方面的考察應將是否列入“行賄黑名單”作為第一考量。這樣才能促進法律監督與紀律監督的優勢互補和力量整合，形成遏制和防范權錢交易、以權謀私等賄賂犯罪的合力，警示公務人員遠離賄賂行為。

　　更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為“行賄黑名單”的“擴編”就患上“依賴癥”——以列入“黑名單”替代紀律與法律懲處。行賄和受賄是“一根藤上的兩只瓜”，可相比之下對行賄者量刑較輕，甚至有的行賄者被免于刑事處分，這種同罪不同罰現象已為公眾詬病。從“胡星案”中的“行賄狀元”，到“畢玉璽案”中的“蘭精光”，再到作為行賄數額巨大的“問題富豪”周正毅，有專家稱16年的牢獄生活對他來說還是太輕了，等等。這些行賄案的輕判都曾引起社會公眾廣泛爭議。顯而易見，行賄犯罪成本之低，不足警示后來者。

　　行賄之所以成為一種難以禁止的潛規則，就是因為無論從投入的回報，還是從行賄者所承擔的法律風險看，都是很劃算的。依法查處行賄犯罪，像懲戒受賄行為那樣懲戒行賄行為，應該成為比建立和擴大“行賄黑名單”更為重要的源頭之舉和長效之舉。首先應通過修法解決行賄與受賄兩者在量刑上相統一的問題；其次，既要提高偵破賄賂犯罪的能力，改變行賄者以“開口”為條件減輕處罰的尷尬，又要注重在司法實踐中從受賄者突破，查處行賄人。只有以零容忍的態度和同等的法律責任對待行賄行為，輔之以“黑名單”查詢系統，令其付出昂貴代價，同時及時公開行賄案件信息，全方位接受社會輿論監督，才能真正震懾行賄犯罪，達到斬草除根和釜底抽薪之效。（笪祖煌 梁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