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武安，一個原本知名度并不太高的縣級城市，近來卻因為原教育局長在離職當晚“突擊簽發數百調令”的傳聞，而成為全國輿論關注的焦點。

　　事件最初是8月下旬在互聯網上最先披露的，9月份又有廣州、北京的媒體先后介入調查，并作出報道。一時間，關于此事的報道迅速登上中國各大門戶網站的首頁，網友紛紛發帖希望了解事件的真相。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浦興祖教授說，這一事件充分說明，當前中國基層的干部選任工作已經被擺在了“全社會的聚光燈”下，現在的廣大群眾不僅“眼睛是雪亮的”，互聯網時代也賦予了他們“自由的表達”。

　　“基層干部選任工作一定要正視這種變化趨勢，以更高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來取信于民。”這位長期研究中國政治制度的專家說。

　　變化正在悄然發生。與過去有些地方由常委會甚至黨委書記一人“說了算”不同，中國基層干部的初始提名權和推薦選拔權正在擴展到更大的范圍。

　　重慶市去年選拔了7個區縣的9名黨政“一把手”，共有1200多名干部參加了民主推薦和個別談話推薦，480多名干部參加了民主測評，660多名區縣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群眾代表參加了民意調查；市委常委會最終綜合三次民主推薦情況，集體研究確定考察對象。

　　無獨有偶，湖北省委組織部在民主推薦部內5名副廳級干部人選時，科級以下干部都獲得了提名權；遼寧沈陽在選拔市管干部的過程中，上報的推薦人選必須在書面征求意見中達到70%以上的贊成票。

　　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考察”干部人選這一環節，也正加入更多科學和民主的元素。

　　如今在江蘇泗陽縣要當上一名鄉長，不僅要發表競職演說，還要通過職業能力測試。此外，組織部門還通過單位訪談、家訪鄰訪、社區走訪和團隊角色能力測試，更全面地了解干部的德才和廉政情況。

　　泗陽縣委書記趙深說，層層篩選和考察印證的目的在于對干部實現綜合評價，真正讓群眾公認、組織信任、能力出眾、工作出色的干部脫穎而出。

　　還有一些地方開始“借助外腦”。廣東省在選拔百名廳、處級干部前，先召開民主協商會，就100名擬任人選及職務安排，充分聽取省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主要負責人和無黨派及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的意見。

　　在改革的過程中，干部醞釀決策權由地方黨委的常委會向人數更多的全委會過渡，成為中國基層的新趨勢。

　　僅在省一級黨委，近年來就有河南省委全委會票決81名市廳級干部人選、湖南省委全委會票決10名市州黨政正職和27名省政府組成部門正職人選等成功實踐。

　　同時，一批地方干部通過差額票決脫穎而出。上海市浦東新區去年產生的5名街鎮正職干部是從8人中差額選出；上海市閔行區委全委會在30名候選人中票決20名正處級干部預備人選，差額率達33.3%。

　　上海市閔行區委書記孫潮說，擴大黨內民主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方向，也是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方向。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今后在選人和用人上要提高公信度”，這是基層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一些經不起“聚光燈”聚焦的干部選任事件則被及時查處。一年前，網上一篇名為《遼寧省本溪市發生高官子女搶官風潮》的貼子披露，當時本溪市通過“雙推雙考”選拔的4名團干部中有3人都是當地政府官員之后。

　　最后，這一引發全國熱議的事件以本溪市委決定此次選拔結果無效而告終。(新華社記者季明、郭奔勝、黃豁、代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