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延村農民分了劉文彩的地

　　1949年10月，劉文彩客死成都。那時，川西的戰(zhàn)火還在燃燒，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已經從北京傳來。

　　臨終前，劉文彩自覺醫(yī)治無望，堅決要回到老家安仁。到底沒能最后再看上一眼故土，不知道在生命的最后關頭，他是否還惦記過自家那12000余畝田產。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全國解放后的新情況，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規(guī)定，要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同年冬起，全國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同時也分給地主應得的一份，讓他們自己耕種，自食其力，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fā)展農業(yè)生產。

　　川西也不例外。1951年1月23日，川西行政公署頒發(fā)了《關于大邑等十縣提前土改的決定》。同年2月，川西區(qū)農民協(xié)會第二土改工作團來到大邑縣，領導當地開展土改運動。

　　那時，大邑縣共有26個鄉(xiāng)、鎮(zhèn)，而劉文彩的田地就遍布蔡場、安仁、上安、韓場等13個鄉(xiāng)鎮(zhèn)，大約有7500余畝。這些土地均在重新分配之列。

　　在重新分配到戶之前，當時的農民還需要做一些準備工作，比如評產、查田、評分田人。在可供分配的田土面積、田土通產及分田人數確定后，即可計算出每一分田人口應分產量，連同各戶原有田畝及其產量，予以張榜公布。哪一家要進多少產量的田畝、哪一家要抽出多少產量的田畝，一目了然。

　　分配土地時，以鄉(xiāng)為調劑單位，村為分配單位。在原耕地基礎上抽多補少，抽肥補瘦，抽補結合，自報公議，民主評定，三榜定案。

　　79歲的王一芝，當年是蔡場鎮(zhèn)萬延村的村委主任。據他回憶，萬延村那時有土地上千畝，其中有五六十畝原來是劉文彩的。劉文彩五姨太王玉清的娘家就在蔡場鎮(zhèn)萬延村，也許是因為這層關系，劉文彩在蔡場鎮(zhèn)擁有的土地數量甚至超過了他自己的老家安仁鎮(zhèn)，成為他在大邑縣擁有土地數量最集中的一個地方。

　　這些土地在60年的變遷中，已經幾易其主，王一芝甚至記不起本村原來屬于劉文彩的那些土地最初分給了哪些人家，即使是像他這樣能夠指認哪些地塊曾經是劉文彩的人也不多了。

　　在王一芝看來，誰分到哪塊地都沒有分別，因為大家都是按照統(tǒng)一的標準公平地擁有土地產權：“當時是以村為單位劃分土地，每個生產隊根據土地數量和人口多少，人均一畝二三的樣子。”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上的“耕者有其田”，終于落實到了王一芝他們這些無地、少地的農民手上。

　　“分田分地，咋個不高興嘛！”王一芝說，土改工作進展順利，人們開始自由安排生產，“畝產量能夠達到七八百斤，管吃飽沒問題。”

　　1952年6月，大邑縣土改工作基本完成，由此確立的農民土地私有產權旋即產生效益。

　　當年全縣糧食產量比1949年增長52.57%，農業(yè)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1.3%。這是大邑縣歷史上農業(yè)生產增幅最大的一個時期。

　　受此鼓舞，全國范圍內的土改工作終于在1953年完成。那年春天，除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qū)以及臺灣省外，全國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先后無償獲得了7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大約350億公斤糧食的地租。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

　　農民土地所有制仍然是私有制，這只是實現了“革命兩步走”戰(zhàn)略的第一步，“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而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就是土地歸公。

　　就在大邑縣農民熱情高漲地分田地的1951年，山西著名的產糧地長治，已經在試行土地歸公了，并由此延伸為后來席卷全國的農業(yè)合作化。

　　那時，山西全省已經完成土改近5年。“山西省委了解的情況是，農村這幾年有兩個新的現象出現：一個是農村階級有所分化，有人賣地，有高利貸，一部分農民希望向富農方向發(fā)展；另一個是原來的長期互助組，特別是高級互助組，現在有些渙散，鞏固不下來。”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曾任職于中央農工部的杜潤生老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

　　時任長治地委書記的王謙認為，可以把長期互助組改成土地入股的農業(yè)社，一方面按勞分配，一方面允許土地入股分紅。同時要積累一點公共財產，退社時不允許帶走。農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許自己留一點，自種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體勞動，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財產和按勞分配，就可以利用它來動搖私有制，使農村的生產、農民的組織程度都能進一步提高。

　　長治的變革引發(fā)了一場大爭論，進而導致中國農村開始大規(guī)模推廣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土地所有權開始從私人所有向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轉變。

　　1953年，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中要求，實現對農業(yè)、工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對農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就是將農民的私有財產權轉變?yōu)樯鐣�主義性質的集體產權。

　　全國開始互助合作化運動，但大部分還是在私有基礎上的互助組和初級社。在互助組和初級社中，農民仍然擁有土地的所有權，通過集體合作耕種，而上交了使用權。到1956年，全國糧食總產量達到了3855億斤，人均占有620斤，比1949年的418斤提高202斤，這是全國農業(yè)發(fā)展最好的時期之一。

　　1956年的一屆人大三次會議，進一步收回了農民的所有權。1957年全國基本實現了從初級社到高級社的轉化。到1958年，全面實現了人民公社化，農民剛剛分到的土地、耕牛、大農具全部收歸集體所有。原來屬于劉文彩的那些田地，從此結束了私人所有的歷史。

　　集體所有之后，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就被裹挾進公有制狂熱的漩渦里，生活在原來屬于劉文彩的土地上的人們也都過著彼此沒有分別的生活。

　　在土地全部歸公的1958年，單單是“大躍進”，就引發(fā)了數億人民投入到大煉鋼鐵、超英趕美的創(chuàng)世紀狂熱中。然而，鍋碗瓢盆投入洪爐之時，成熟的莊稼爛在地里卻無人收割，導致當年土地產量劇減，“沒得糧食吃，餓死好多人。”

　　那時，王一芝當上了萬延村的村支書，“村民都向我要糧食，著急也沒辦法。”他說，全村上千人，最后只剩下六七百人。

　　人民公社制度后來經過多次調整，1962年將原來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普遍改為生產隊，規(guī)模大體相當于過去的初級社，平均每隊約二三十戶人家。這次調整所形成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模式，此后被長期保留下來。

　　曾經在大邑縣農工部、縣農辦工作十幾年的馮春洪，如今已經78歲了。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當時社員入股的土地全部打亂，都歸生產隊，個人能有一點自留地，“一個農民也就是分兒把田(即一分地)的樣子。”

　　大邑縣蔡場鎮(zhèn)萬延村村民胥加興1953年出生，12歲的時候就開始干活掙工分了，一直到1978年結婚時還是一貧如洗。1978年分家的時候，胥加興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他們一家三口人，只分到了45斤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