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報道，從9月1日起，《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規定》開始實施。新規定取消原來錄入和查詢范圍的限制，由建設、金融、醫藥衛生、教育、政府采購等五個領域擴大到所有領域。此舉被認為可以加大賄賂犯罪成本，發揮更強的警示和震懾犯罪的作用。

　　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工作自2006年1月起步，根據相關資料，3年來檢察機關共受理查詢57311次，涉及被查詢單位60505家，個人48741人，其中有254個單位和224名個人分別受到相關部門的處置。歷史地看，行賄檔案為個人和單位提供了可靠的信息，它不僅充實了社會信用體系的內容，也促進了失信懲戒制度和守信激勵制度的建立。個人或單位有行賄污點被記錄，他會因此喪失獲得哪怕是合法利益的機會，這么大的成本，會給行賄行為產生較大的約束力，因此而言，查詢范圍不再設限，此一意圖與努力應得到肯定。

　　認識并不到此為止。事實上，我們肯定查詢系統的功效，預設了一個前提，即行賄事實都可以在法律層面被認定。但在現實中，我們不難看到，由于現行法律對于行賄罪的量刑較輕，且對犯罪要件的規定仍顯模糊，尤其對于單位行賄等行為缺乏有效的處罰規定，致使司法實踐中對一些人的行為是否屬于行賄著實難以認定，行賄事實無法認定，查詢系統發揮的作用就會打折扣。

　　具體來說，我國《刑法》把“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構成行賄罪的必備要件，但如何理解“不正當利益”，這是一個問題。目前司法實踐中，很多人認為“不正當利益”就是“非法利益”，這大大縮小了構成行賄罪的范圍。事實上，這些年，一些個人和單位行賄手段不斷翻新，現有法規已很難涵蓋所有行賄種類，也難以對它們定罪論處。比如，一些實質上屬行賄的行為以經營中的回扣、手續費形式記入賬簿，逃避處罰，還有一些大企業與政府的合作，甚至贊助政府，大藥商對醫院花錢贊助，是否屬于受賄，處于說不清楚的地帶。

　　從查詢系統實際發揮作用來看，也有一些問題需要引起重視。行賄者在市場的退出和準入可以通過查詢系統來認證，有記錄者其市場行為會受到很大影響，但如果它注資成為一個新的企業，是記錄清零，還是默許它以另一種合法方式東山再起？另外，盡管每個人都有資格查詢行賄檔案，但真正重視這個環節的人和單位有多少，如果不想查詢，覺得麻煩，不習慣，在具體事項的操作過程中，有關方面會否做些前期工作，主動公開信息？直面這些問題，并非杞人憂天。

　　權力缺乏實質約束，人們會將行賄看成“必要成本”，加大行賄者的犯罪成本，并不表示減輕對受賄行為的預防與懲處。但行賄是一系列腐敗行為發生的起點，從起點開始，拿出治理行賄的努力，當屬必要。在司法實踐中置入這樣一個程序，社會信用體系逐步建立，遏阻商業賄賂泛濫之勢等目標應可期待。當然，行賄查詢系統發揮更大功用非檢察機關可以獨立完成，這也不是治理賄賂犯罪的全部內容，但它確是可以因循的方向之一，相關各方應為此共同努力。 本報評論員 肖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