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若干意見》，規定“交通肇事后報警并在現場等候處理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自首”，引發了廣泛爭議。而9月7日，北京市延慶法院審理一起交通肇事案，肇事者郭某因及時打電話報警，并如實供述自己的肇事行為，算作自首，獲得了從輕判處。

　　同是交通肇事，同是主動及時打電話報警，如實供述自己的肇事行為，在北京算作自首，可獲得輕判，可到了浙江，就不算作自首，結果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司法定性如此截然不同，真的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誠然，司法部門工作人員比如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權，但這種裁量權顯然是建立在一定范圍之內的，不能由著馬兒隨便跑。

　　一個性質完全相同的刑事事件，到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司法部門，得出天壤之別的結論，這顯示的不是自由裁量權的優越，而是司法定性的混亂。這樣的定性結果，必然會制造巨大的社會不公，從而損傷最起碼的正義。司法實踐證明，性質相同的刑事案件，如果定性太過隨意和混亂，容易催人鉆法律的空子。比如，一名司機在滬(上海)杭(杭州)高速公路上撞死了人，這時，他就可能會權衡是該向上海警方報警還是向浙江警方報警。甚至有時，肇事司機為了達到從輕判處的目的，會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手段來實現“自首”，這是很危險的。

　　浙江省高院之所以出臺以上充滿爭議的規定，是因為該院認為，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立即停車，造成人身傷亡的，駕駛人應立即搶救傷員，并迅速報警，這是肇事者必須履行的義務，如果將此認定為自首，那就等于對一件事作了雙重評價。表面上看，這種論斷有其合理性，但是，該論斷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肇事者的“善意”。要知道，主動報警，并如實供述罪行，這已是肇事者在向警方作出交代，這種“善意的坦白”不應該遭遇司法的“抹殺”。

　　更重要的是，交通肇事后主動報警到底算不算“自首”，其可行的依據是《刑法》以及最高法的司法解釋。其中，《刑法》第67條明確了自首的兩個法定條件：“自動投案”與“如實供述罪行”。如此鐵板釘釘的法條擺在面前，地方法院豈能視而不見？

　　因此，有關“交通肇事后肇事者主動報警并如實供述事實的行為到底算不算自首”，早已是一個用不著爭議的問題了。個別地方司法部門之所以在這上面犯“迷糊”，恐怕還是在法律的適用上出現了偏差。當然，也可能是刻意求變，試圖對一些既有的司法慣例和法條進行變革，但那應該建立在最為廣泛的民意基礎之上。如果一種司法變革，相關法條和措施剛一跟公眾見面，就遭到最為廣泛的非議和質疑，那這些變革者就應該仔細思考一下這種變革的可行性和意義了。畢竟，一種極不科學和失去民意的變革，其帶來的危害可能比不變革本身的危害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