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小丹花了兩年多時間終于獲得了工傷證，但她的用人單位卻立刻申請了不服工傷認定的行政復議。這意味著，孫小丹來之不易的工傷認定成了“懸而未定”的權利。要獲得工傷待遇，她還要無限期地等下去……

　　此時的孫小丹腦部嚴重受傷，每月需要四五千元的醫藥費。

　　8月31日，孫小丹工傷案的代理律師——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韓世春得到消息，該案的對方當事人即孫小丹的用人單位已經申請了行政復議。盡管孫小丹目前每月需要高額的醫藥費，但那家用人單位卻可以通過不斷地引起法定的各種程序，拖延她獲得工傷待遇的時間。申請行政復議就是一個能合法拖延的“狠招”。

　　在家治病的孫小丹并不知道，在此前國務院法制辦修改工傷保險條例公開征求意稿中，刪除了“行政復議前置”這一程序。

　　征求意見稿的這一動作，受到了韓世春的肯定。“這樣的規定的確為工傷職工獲得工傷待遇簡化了一項關鍵的程序。”

　　然而，現實中一些惡意的用人單位可以用來打拖延戰術的“殺手锏”卻并不僅僅是申請行政復議一項。

　　他們就這樣因工傷致貧

　　一起工傷事故的發生，往往會導致一個家庭經濟的迅速“垮塌”。

　　來京打工的東北姑娘孫小丹家就是這樣。

　　2007年4月9日，孫小丹到北京市朝陽區一家廣告公司工作，雙方沒有簽勞動合同。

　　2007年6月25日，孫小丹下班途中被一輛機動三輪車撞倒，當場昏迷。肇事車輛逃逸。

　　孫小丹被診斷為顱內出血。

　　本來孫小丹以為自己的傷可以通過工傷待遇“彌補”，然而她所在的廣告公司并沒有為她上包括工傷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讓孫小丹更沒有想到的是，該公司不僅不為她申請工傷認定，而且還否認與她存在勞動關系，說他們之間是“臨時的實習關系”。

　　從此，孫小丹和她的家人為了獲得工傷待遇走上了漫漫維權路。

　　在義聯律師的幫助下，孫小丹經過勞動仲裁、一審、二審，在2009年3月24日，走完了工傷認定程序的第一步——確認勞動關系。

　　2009年6月12日，孫小丹取得了工傷證。然而，這張證明并不能為她帶來任何實質權益。廣告公司不服工傷認定結果，目前已經提起行政復議。孫小丹還要繼續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都勝訴了，才有可能享受工傷待遇。

　　孫小丹受傷后，家里的經濟大梁壓到了她惟一的哥哥孫光宇身上。

　　“為了給妹妹治病，我們家已經欠了親戚朋友十多萬元。”

　　“這么多錢你們怎么還？”

　　“病總要治，大不了我打一輩子工還！”

　　孫宇光的話透著無奈的“悲壯”。已過而立之年的他，對于未來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還債。

　　有孫小丹類似遭遇的人還有很多。

　　四川來京打工的鮮師傅就是一個。2006年11月，他在為公司干活的時候從高處摔落，全身多處嚴重骨折。現在鮮師傅走路依然是一瘸一拐的。為了生計，他在一家工地給人打零工。

　　鮮師傅的維權路比孫小丹更波折，三年多過去了，他剛剛通過勞動仲裁確認了勞動關系。

　　然而，他所在的那家公司現在卻早已找不到蹤影。

　　鮮師傅今年60歲，本該在家頤養天年，可他一個人養著兩個孩子。一個孩子在上大學，另一個孩子是殘疾人。

　　工傷讓他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至今，因為沒有錢，他還沒有把當時治療骨折留下的“內固定”取出來……

　　北京義聯勞動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一項統計顯示，受工傷的群體主要是進城務工人員，尤以20至40歲之間的青壯年男性為主。

　　“他們都是家里的主要經濟來源，一旦他們受傷又不能及時獲得工傷待遇，不僅沒了收入，還要治傷，這會使他們的家庭陷入貧困。”該中心的韓世春律師說。

　　復雜程序成為“致貧推手”

　　要獲得工傷待遇，對于像孫小丹這樣既沒有勞動合同、工傷保險又遭到用人單位否認勞動關系的人來說實在太難了。首先要確認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系，而勞動關系的確認就要經過一裁、兩審；在確認勞動關系后，才能申請工傷認定，工傷認定則會遭遇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包括一審、二審)。只有這所有的官司都打贏了，才可能真正獲得工傷待遇。可是，一旦因工傷待遇發生爭議，就又需要再一裁、兩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