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日，廣東省廣州市正式施行《廣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條例》，該條例明確禁止城管機關聘用人員，即城市管理協管員實施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

　　“協管員有無執法權，關鍵要看是誰給了他執法的指令，他與這個執法機關是一種什么關系，他的職能權限有多大。一般來講，協管員只能協助執法，不能獨立執法。”8月30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高家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協管員的職能作了一個簡要的解讀。

　　據記者了解，在全國各地，幾乎每一支執法隊伍和行政機關，都能衍生出一支由臨聘人員組成的協管員隊伍，其職能涉及治安、交通、稅收、工商、勞動監察、城管等，有的機構協管員人數遠遠超過正式執法人員。僅以廣州為例，其具備法定執法資格的城管執法人員有3196名，但協管員有5000名；流動人口、計生、出租屋等日常巡查管理領域，一般沒有專職公務員，全部依賴協管員，城市大量的出租屋由8000多名出租屋協管員管理著；其治安協管員將擴展到1萬人、交通協管員將擴展到3000人。

　　“這是一支非常龐大的隊伍，因此對其身份的定位、職能的權限、協管過程中的責權利都應該加以明確。”北京行政學院教授金國坤告訴記者，協管員一般屬于公益性就業，是政府為了安置一些無業人員的一種思路，他們只是協助行政執法機關工作，做一些如維持秩序、勸導、搬運等工作，他們不應該有執法權。

　　對此，高家偉卻有著他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協管員與行政執法機關是一種職務上的委托關系，行政權的行使是通過公務員進行，決策者可以把權力分配給公務員，也可以把權力分配給協管員，這里公務員與行政機關是勤務關系，協管員與行政機關是一種勞動關系，但他們在共同針對行政相對人時，行政相對人則會把他們都視為國家工作人員。比如，交警拖車，下達拖車命令的是交警隊長，但執行拖車任務的是協管員。所以，協管員的“權力”來自于給他下達執行命令的、有執法權的行政執法人員，他們是在協助執法，不是完全沒有執法權。

　　廣東省編制辦公室綜合處負責人說，協管員不是政府正式工作人員，沒有列入編制部門管理范疇，協管員雇用成本只有公務員的四分之一左右。

　　協管員的產生，反映了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強烈需求與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金國坤說，他們作為非正式執法人員，其隊伍設置、經費來源、人員招錄辭退、福利待遇、法律責任都沒有明確的法律規范。什么機關可以設立協管員、人數多少，隨意性很大。很多地方甚至還是“以收定支”：協管員收了多少錢，才有相應的工資入賬，如，治安員經費來源于流動人口管理費，交通協管員經費來源于交通罰款返還，稅務協管員的經費來源于稅收提成等。所以對這樣一個工作群體，還是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法律規定進行規范。

　　廣州中山大學的郭巍青教授認為，協管員參與城市管理并不是洪水猛獸，但關鍵是協管員參與城市管理的同時，執法部門如何對協管員隊伍進行規范管理。

　　“協管制度其實是一個公與私合作的問題，反映著公民參與執法的民主化的趨勢。”高家偉說，法律應該對這一塊進行合理規范，應確定協管員的條件、定位、職責范圍、法律責任，定義機械性協助和相對決策性協管的法律概念便于協管員工作。另外還需考慮，協管員在協助執行公務時受傷(如協管員被小攤販打傷)，明顯屬于工傷，應通過何種方式救濟等問題。本報記者 陳煜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