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黃河，而是發展模式的不同隔開了秦晉兩省的距離。

　　煤，是山西繞不開的過去與現在。然而，成也煤炭，敗也煤炭。

　　中西部崛起的沖動

　　在中國“雄雞”式的地理版圖上，“東強西弱”，“南快北慢”的格局正在改變，中國跑車的“四輪驅動”時代正在開啟

　　文 本刊記者 郭芳 蘇楓

　　在中國“雄雞”式的地理版圖上，中部省份大多占據“雞胸”，而東部和西部恰好構成了雄雞的兩扇翅膀，東北三省則處于“雞頭”的位置。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的一系列政策正是將這只雄雞依次喚醒的過程。

　　2009年六七月份，中國高層領導人幾乎全部離開北京。溫家寶總理前往陜西，習近平副主席趕赴甘肅，李克強副總理奔赴河南。一個月內，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的足跡遍布中國的15個省，所考查的省份中，中西部比例甚重。這些行動引發了國外媒體的持續關注，有評論指出，中國領導人為確定經濟政策方向親往現場所傳遞的深意值得深入研究。

　　所謂的“危中之機”，顯然于中西部地區的意義更甚。一場危機之后，人們期待著另一種書寫歷史的方式。

　　爭當主角

　　在此之前，在中國前3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中，這些地方幾乎乏善可陳。國家的經濟中心一直在東部沿海地區，珠江三角洲與長江三角洲地區是耀眼的經濟明星，中西部地區長期以配角的身份籠罩在明星耀眼的光芒下，并且習慣于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劇烈反差。歷史的殘酷在于它從來為主角而書寫。

　　上半年的經濟數據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全新的想象力：中西部各省份GDP增速普遍高于全國平均增速，安徽、湖南、湖北等多個省份的增速都在10%以上，內蒙古更是以16.2%的增速高居全國第一；在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除天津市以16%的增速位居全國經濟發展之首外，上海、浙江、廣東的經濟增長仍顯乏力，其中，上海僅有5.6%的增長，首次落后于7.1%的全國平均水平。

　　在東部沿海地區遭受金融危機的重創之時，在這一輪的經濟增長中，中西部地區成為主要的貢獻力量。從工業增加值來看，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上半年東部地區增長5.9%，中部地區增長6.8%，西部地區增長13.2%。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方面，東部地區增長26.7%，中部地區增長38.1%，西部地區增長42.1%。

　　國家統計局發言人李曉超表示，中央出臺一攬子計劃以來，我國區域發展協調性有所增強，中西部地區投資和工業生產增長均明顯加快。

　　一些經濟專家指出，在金融危機的洗禮與新一輪的復蘇中，東中西部差距正逐步縮小，一場中國經濟格局的變革正在醞釀之中。

　　這是一場真正的格局調整嗎？又或只是一種過度解讀？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陳秀山認為，中國經濟格局基本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并且短期內不會發生大的變化。“調整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可喜的是，經過這么多年的積累，中西部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加速階段。這些年，國家政策的傾斜，反映到中西部，累積效應已經開始顯現了。”陳秀山的觀點具有較高的普遍性。

　　同樣普遍的一個觀點是，中西部開始迎來了最好的發展機遇。

　　在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經濟學家辜勝阻的梳理中，中西部地區正面臨著如下發展機遇：宏觀調控的機遇、國家區域政策的機遇、產業轉移的機遇。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高級經濟師胡少維的預測，影響2009年區域經濟發展的因素有很多，如國際環境、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等，不過從區域發展格局看，他認為有兩個因素影響比較大，一是區域政策，二是產業轉移態勢。

　　十年之后，原來跟跑的中西部各省現在開始準備向“領跑者”的位置發起沖擊。

　　6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湖南考察時表示，要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認識加快中西部發展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的重要性，在實施一攬子計劃中注重向中西部傾斜，拓展經濟發展的領域，培育新的經濟增長地帶和新的經濟增長點。

　　顯而易見，這個國家采取了將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結構發展相結合的辦法，并將大力發展區域經濟作為應對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

　　西部十年從“末梢到樞紐”

　　1999年西部大開發戰略啟動以來，轉眼已經走過了10年。“西部開發，十年可成。” 臺灣著名的高科技企業家溫世仁在2002年就做出了如上判斷，早逝的他未及驗證這一結果。但是2009年中西部省份的一系列變化可以佐證溫世仁當年的判斷。

　　西北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日前發布的《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報告(2009)》顯示：十年間，西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由1998年的14647.38億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256.58億元，年均增長率11.42%，高于全國9.64%的年均水平，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增長最快的十年。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寶通明顯地感覺到了政策拉動帶來的變化：在西部大開發以后，陜西又重新走上了較快的發展道路。“陜西有兩個時機發展比較好，一個是計劃經濟時期，一個是西部大開發。改革開放前20年，國家重視東部，我們那么好的基礎，閑置了；我們那么多的人才，孔雀東南飛了。從2000年開始，正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一年比一年好。”

　　在西部地區綜合競爭力排名中，陜西經濟發展綜合實力穩步提升，其綜合排名從1999年的第四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二位，并表現出逐年上升的良好態勢。西部省份中，增長最快的是內蒙古，尤其是2004年以后，其綜合排名從第六位快速提升至第2位，并連續三年穩居第二位。

　　然而，始終處于第一位的仍然是四川省，其在西部地區具有明顯優勢。在上半年的經濟增長中，四川省的增速為13.5%，位列第三。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如此形容四川省上半年的經濟形勢：“先于全國觸底，高于全國水平，好于年初預期”。

　　在那場世間罕見的地震災難降臨之前，他的理想是將四川建設成為西部經濟發展高地，承接國際國內產業的大規模轉移。

　　當災后恢復重建工作的時候，承接產業轉移再一次被提上日程。“抓緊承接產業轉移，用好對口支援的有利條件，積極推進成渝經濟區建設。”這是四川省2009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

　　2008年，國家公布4萬億投資計劃的第二天，河南省副省長張大衛就帶領一個團隊前往北京。之后，中西部各省份紛紛行動，成為這一輪大規模投資的直接受益者。

　　辜勝阻認為，中央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推出后，最先惠及的是國有大型企業以及基礎設施、重大工程項目等領域。災后重建的四川把握住了其中的機會。

　　2009年兩會期間，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正式提出“西三角經濟圈”概念，即將重慶經濟圈、成都經濟圈、關中城市群聯合打造成中國增長第四極。

　　同樣把握住機會的還有廣西。2008年初，《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正式獲國務院批準實施，這也標志著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被上升為了國家戰略。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波瀾壯闊的區域經濟格局中，作為中國西部大開發地區唯一的沿海區域同時也是中國沿海與東盟國家進行海陸空交往樞紐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被上升到了中國-東盟戰略合作區的高度，意在成為帶動、支撐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高地”和開放度高、輻射力強的“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

　　廣西歷史性地獲得了變得更好的機會。在國家戰略的推動下，今年上半年廣西GDP增速達13.5%，與四川并列第三。

　　2009年被確定為廣西的“項目建設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2509.8億元，同比增長57.7%，包括24條鐵路和24條高等級公路、欽州保稅港區三號至八號泊位、防城港20萬噸級進港航道等一大批基礎設施和134個重大產業項目。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郭聲琨說，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增強。

　　廣西人期待著通過這些大項目的拉動，讓廣西從“神經末梢”變為“路網樞紐”。

　　整個西部，都猶如廣西的期盼，12省市連續10年的向上生長，已經讓這些原來的神經末梢逐漸轉變成為整個中國不可忽缺的樞紐動力。然而，西部雖然在經濟總量上扭轉了東西部間經濟進一步拉大的態勢，但2009年西部藍皮書同時指出：長期落后所帶來的體制與觀念上的落后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發展的鴻溝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填平，在一定時期內西部地區還必須承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痛苦。

　　中部的“腰板”直了

　　2004年總理溫家寶提出促進中部崛起，至今中部崛起戰略已實施了5年。

　　五年一小變。在此之前，中部一直處于東部和西部發展的夾縫之中，政策也是這樣，先東、再西、最后輪到中部。在經歷了“中部塌陷”之后，中央的政策開始傾斜中部。

　　2007年，國家對加工貿易產業政策作重大調整，9個中部城市被確定為全國加工貿易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城市，促使東部地區加工貿易企業掀起向中部轉移的熱潮。2008年，再認定22個中西部城市為第二批加工貿易重點承接城市。

　　中部在地理上承東啟西，在產業轉移的機遇中，顯然比西部具有優勢。據測算，到2010年，廣東、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轉出的加工制造產業產值將達到14000億元左右。

　　這給中部六省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陳秀山認為，“中部崛起”的戰略提出以來，比西部開發政策見效要快。因為中部本身基礎就好，再加上東部對中部的帶動和擴散效應，比如泛珠三角地區的產業轉移、人才流動對湖南、安徽等中部省份產生積極的影響。

　　八月份剛發布的《中部藍皮書》指出，在大力發展中原城市群、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帶、環鄱陽湖城市群、太原都市圈的基礎上，重點整合長(長株潭“3+5+1”)、武(武漢“1+8”)、鄭(鄭州“1+8”)三大城市群，促進由多城市群聯結的長武鄭都市帶——中國第四大城市群的發育成長，形成以巨型城市群綿延帶為特征的中部崛起脊梁。

　　據中部藍皮書測算數據分析，中部城市群GDP總量已接近4萬億，達39647.88億元，占整個中部GDP的62.25%。其中，中原城市群達到10562.4億元，長株潭達到9148.05億元。而據測算，長武鄭都市帶2008年的GDP總量達到28362.33億元，占整個中部GDP的44.89%，接近京津冀都市圈GDP的總量。

　　中部逼近東部的腳步越來越快。

　　武漢市市長阮成發坦言，壓力很大。“武漢畢竟是在工業化的中期，現在主要矛盾是發展不夠，應該是加快發展。怎么做到又好又快，這對我們是一個挑戰。”阮成發所言指的是武漢，卻能涵蓋整個中部，甚至西部。

　　“中西部發展面臨的共同問題是：不能沿襲傳統的發展模式。”陳秀山提醒，應該特別注意改變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方式，不要單純依靠資源和要素投入。從中國整體發展的角度考慮，中部就是中國的“腰”，只有“腰板”直了，中國這個巨人才能走得正、走得穩。

　　中國式的“四輪驅動”

　　此時，東部沿海地區正在經歷痛苦而艱難的轉型。并且，產業結構的調整及轉移已經上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

　　當上半年上海GDP增長創下近年最低增幅時，其進入后工業化階段的發展瓶頸顯現：因國際化程度較高，受外部環境影響相對較大，加上正處于結構調整、經濟轉型的陣痛期，經濟波幅相對較大。

　　同樣的難題擺在了進入后工業時代化的整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整個東部沿海地區都在加快自主創新、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的步伐。然而，這又是他們所面臨的共同的難題。

　　“上海發展難在哪兒？主要有兩點：一是上海正處于經濟轉型期，在這片6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可能再進行大規模的重化工業建設，必須發展高端的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上海的經濟必須轉型，這方面難度很大。二是利益矛盾的調節問題，處理歷史形成的利益矛盾有困難。”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坦言，最大的考驗仍然來自經濟結構的調整及發展方式的轉變。

　　“東部的發展現在確實遇到了巨大挑戰，但是東部有基礎、也有能力應對這個挑戰。它現在的核心任務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陳秀山說，“中西部崛起不會對東部構成太大的威脅。東部外向程度高，國外市場的復蘇對它影響會較大。相反，中西部的崛起，將有利于形成全國空間上的鏈條式分工，對東部有好處。”

　　在山西社科院經濟所所長潘云看來，隨著金融危機帶來的痛苦大調整，國家的經濟發展將由外需向內需轉變，而國內的需求最根本的仍要靠中西部來拉動。“現在的中西部才剛剛起步，在未來，這是一個巨大的增長潛力。”

　　事實上，在2008年的上半年，我國中部、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速均超過了東部地區，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增速一直居各大區域之首的局面。這一年，全國已有13個省成為“萬億元GDP俱樂部”成員，即廣東、山東、江蘇、浙江、河北、河南、上海、遼寧、福建、湖南、四川、北京、湖北。

　　從地理分布來看，“萬億元俱樂部”13個成員，分別位于東南部沿海發達區、華中地區和西部地區。統計數據顯示出的趨勢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從過去單純依靠沿海發達地區的單一拉動，轉向整體互動。中國經濟增長格局由單級走向多級，區域經濟規劃也在全國遍地開花。“東強西弱”，“南快北慢”的格局正在改變，中西部各省以完全不同的姿勢開始改變中國的經濟布局，一個由東北三省所輻射的經濟帶，東部各省及沿海地區所構成的經濟帶，中部六省城市經濟圈共筑的經濟帶，加上西部12省所形成的經濟帶，共同構成了中國制造的“四輪驅動”。

　　正在爬坡的中國經濟，有待于“四輪驅動”的集體發力。

　　“西三角經濟圈”總面積22萬平方公里，人口1.18億，包含47座城市，GDP總額1.5萬億，占全國的6.3%，占整個西部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