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兩個字是最后加上去的

　　建國以后，我們廢除了民國政府全部舊法。“但是民國時期的《違警罰法》還是得部分留用。”劉式浦介紹，解放后，各地經(jīng)常來函詢問對治安案件如何處理，“不能老這樣一問一答，后來公安部就發(fā)了一份文件，通知:為了維護城市秩序，維護新生政權，可以參照《違警罰法》，在大城市對違警進行處罰……”

　　盡管當時爭議很大，1957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還是吸收了很多《違警罰法》內容。當時，關于法律名稱爭論分歧也比較大。劉式浦回憶，后來改成了《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管理”兩個字就是最后才加上的。當時，有的同志還建議，再加上“行政”兩個字，叫“治安行政管理處罰條例”，可這實在是太�筻铝恕Ｖ钡阶詈髨笕珖�人大常委會審議時，名稱還存在爭議。“最終還是加了‘管理’兩個字，為的是突出它的行政管理性質。”

　　把哪些行為納入治安處罰對象呢?起草小組廣泛征求了社會各界的意見。那時，已經(jīng)有了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起草小組就找這里的老師征求意見，還征求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室、總參謀部和各個部委、北京市公安局的意見。“在征求意見時，很多單位都認為條文應該寫細一點，要求把自己部門的事情加上去。”園林部門說，好不容易栽種的樹木花草被摘了，公安能不管嗎?測繪部門說，移動損害測繪標志，應該處罰;郵政部門說，對于砸郵箱破壞通信的行為，公安能不管嗎?意見征求一次，劉式浦就整理一些，交給領導。

　　對于條文寫多還是寫少的問題，一時也爭論不下。公安部領導后來都傾向于公安機關少管一些，“這些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公安機關是專政工具，人民內部矛盾應該靠批判教育解決”。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周興就說，應該寫簡單點，“越想寫細，越復雜……”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最后幾經(jīng)商量確定:“繁簡結合、不繁不簡，反映出新中國人民政權的新面貌。”

　　橫著寫?豎著寫?

　　審議通過后，“條例”立即施行。倉促之間，劉式浦急忙加班，連夜設計了傳喚證、裁決書、扣押收據(jù)、罰款收據(jù)、沒收決定書、拘留證等文書。在制作拘留證時，劉式浦想了很久，最后選了一張8開紙，設計制作了一個三聯(lián)頁:留置人、拘留所和批準機關各有一聯(lián)，“把人抓了，至少得當事人和這兩個部門簽字蓋章吧?”“條例”規(guī)定，處罰有警告、罰款、拘留三種類型，拘留是最為嚴重的處罰了。

　　當時，公章已經(jīng)由傳統(tǒng)的方形改為圓形，在批準機關某某公安局一聯(lián)，劉式浦拿起一個墨水瓶蓋摁了上去，表示公章位置。“大家都下班了，找不到幫助刻章的，就簡單處理了。”劉式浦介紹，設計時，文本內部全部從左到右橫寫，而當時，人們的書寫習慣還是從右到左豎寫呢!后來，因為書寫習慣問題，很多地方提意見，說“橫著寫，不方便”，但橫著寫最終還是保留了下來。

　　“罰款”掀起軒然大波

　　劉式浦至今還記得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解放以前，公共場所光著膀子要受處罰。在討論“條例”時，有人反對說，這一條反映了舊社會鎮(zhèn)壓、統(tǒng)治勞動人民，窮人沒有衣服穿啊。雖然發(fā)言者言辭激烈，但大家還是感到那樣做有損于新中國的新形象，最后還是把公共場所光膀子要受處罰寫進“條例”了。

　　在實施這部法律中，發(fā)生了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條例”批準實施沒有多久，各地提意見的信件如同雪片一樣飛來，矛盾都集中在“罰款”處罰上。有的人認為:“犯罪了就依法處理，罰款不是在以罰代刑嗎?”劉式浦回憶，無論在起草階段，還是在征求各個部門意見時，大家對罰款都沒有爭議，個別的只是提到罰款數(shù)額問題，可群眾如此不滿實在是出乎意料。最后，毛主席也知道了這件事，1958年，公安部不得不下發(fā)通知，暫停了“罰款”處罰。

　　“當時，‘條例’盡管不夠完備，但還是極大地維護了社會秩序，直到后來群眾運動起來，階級斗爭取代了經(jīng)濟建設，文攻武斗、學習班取代了拘留、警告等，最后‘文革’爆發(fā)，‘條例’全部廢了……直到2005年8月，《治安管理處罰法》出臺，治安立法走過了風風雨雨的50年!”劉式浦感嘆。(王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