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父輩相比，農民工二代的“城市生活”似乎并無明顯改觀，依然是浮萍一般無根的生存。但必須正視，如果進城農民工二代依然接受劣質的、聊勝于無的教育的話，那么他們真正融入城市可能會遙遙無期。

　　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再度進入視野。不過，這一回，關注的是更為幼小的“農民工二代”：幼兒園里的農民工子女。“金秋九月來臨，小朋友該上幼兒園了。就在城里人討論哪家幼兒園贊助費高、藝術課程較全、師資力量更強時，來自河北的樂樂媽媽考慮的卻是哪家幼兒園更便宜，可以收戶口不在北京的孩子……”(8月26日《中國青年報》)

　　后來———所有的故事都有“后來”，哪怕是“后來”后面也會有界限分明的城鄉壁壘。后來，樂樂媽媽為兒子找到一家專收農民工子女的幼兒園，除了價錢還算滿意，其他條件顯然不令人滿意，4個老師帶著100多個孩子，空間逼仄，群蠅亂飛。不過，“孩子有學上總比在家待著強。”就在北京的很多菜市場里，小小年紀就跟著大人賣菜的小人并不鮮見。

　　此種“非正常生活”，正折射出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已經呈現出代際傳承的趨勢。第一代農民工洗腳上田進城打工，城市不過是其暫時工作、寄身的地方，他們與所服務的地方并無任何牽系；現在，這種狀況已經傳遞給他們的子女。與父輩相比，農民工二代的“城市生活”似乎并無明顯改觀，依然是浮萍一般無根的生存。如前文所述，其所接受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教育，基本上也是自成系統，因陋就簡，與這個城市的文化教育水平相距甚遠。

　　此種代際傳承所隱含的權利稀缺，對農民工及其子女本身當然是不公平的，“同在一片藍天下”，同是“祖國的花朵”，城鄉人群的境遇何以如此懸殊？此外，即便對于中國當前的城市而言，數目上億的一個龐大的缺失教育群體的流動性存在，并不是一件能夠讓人感到輕松的事情。這些農民工子女很少有“故鄉”的概念，他們小小年紀就隨著父母走南闖北，其對遙遠老家以及寄居城市的認同感，十分稀薄。如果缺乏正常的進入社會的通道，很容易形成人力資源無法釋放的“堰塞湖”。

　　那么，這些外來流動人口怎樣才能融入城市社會？不可否認，目前我國的很多城市盡管放低了進城門檻，實行了有條件的戶籍制度改革，嘗試著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進程，但必須正視，流動人口要想完全融入城市，同樣需要一個相當長的代際傳遞的過程。比如說，農民工子女通過接受相對優質的教育而逐漸減小與城市的落差，直至完全融入城市。如果進城農民工二代依然接受劣質的、聊勝于無的教育的話，那這個過程可能就是遙遙無期的。

　　城市是應該對日日生活其間的農民工有一個“融入規劃”了。不能依然止步于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應急處置，也不能僅僅依賴蜻蜓點水式的定點救助而忽略一個龐大的群體。這個規劃不僅要有近期急務、中期目標，更要有長遠的考慮，要把切實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問題與城市發展繁榮結合起來。讓非正常的農民工幼兒園回歸“正常”，不僅僅關系到一個人群的教育公平問題，更關系到我們的城市究竟選擇什么樣發展路徑的問題。

　　□胡印斌(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