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的“參政”訴求

　　記者 譚劍　楊霞

　　出生于上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20至30歲之間的青年一代如今已成為數量龐大的農民工主體。半月談記者最近在湘、粵兩地調研時發現，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進城務工的目的悄然改變：不僅為了賺錢，更迫切地渴望融入城市，不僅積極爭取自身的經濟、社會權益，也希望在城市擁有自己“話語權”。然而在現行制度安排下，農民工的政治參與途徑仍顯得比較狹窄。

　　二元結構下，農民工政治權利“懸空”

　　23歲的李芙蓉來自湖南衡陽，到廣東打工已經幾年了，打扮入時的她如今已看不出一絲來自農村的影子。在與記者的交談中，李芙蓉會不時談起對時下經濟形勢和勞資糾紛的一些看法，也會跟記者講起所在城市發生的新聞，但對家鄉的事卻明顯十分淡漠。李芙蓉告訴記者，雖然早已過了18歲，但她從來沒有參加過一次村里的選舉。“因為我覺得無論誰當村主任，都不會給我帶來什么改變，反正我已經不打算回老家了。”

　　李芙蓉的想法代表著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對政治參與的態度。湖南省社科院人口所最近一項針對湘、粵兩省農民工群體的問卷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政治的關注度比上一代明顯提高，但呈現出明顯的地域選擇性。他們關注政治更多地集中在所在城市和自身的權益保護方面。在調查的1256名農民工中，對國家大事表示“關注”和“非常關注”的占74.7%，這說明新生代農民工對政治的關注度明顯提升。但同時，只有21.6%的農民工參加過老家最近一次的村委會選舉，參加過打工地所在城市社區居委會選舉的農民工僅占5%。對家鄉村干部選舉表示“無所謂”或“不想當”的接近半數。

　　農民工問題專家、湖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員鄧秀華說，從調查的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關注程度雖然遠較上一輩強烈，但政治參與行為并不令人樂觀，他們的政治參與狀況深深地烙上了城鄉二元體制的印跡。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是農民工參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們遠離家鄉、信息不通，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而城市盡管與農民工利益有著直接關聯，但由于制度安排無法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無法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在二元結構下，農民工的政治權利實際上處于一種“懸空”狀態。

　　“話語權”缺失加劇城市對農民工的排斥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博士認為，既無法參加農村政治生活又不能融入城市政治生活，使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事實上的“政治邊緣人”。劉開明說，農民工的“政治性貧困”主要緣于目前的體制。由于農民工缺乏話語權，許多政府部門制定政策時很少考慮他們，缺乏為他們提供相關公共服務的意愿和職能，也導致農民工群體對政治的疏離感，加劇了城市社會對農民工的排斥，阻礙了他們的政治參與，進一步弱化了他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地位和維護合法權益的能力。

　　記者調查中發現，缺乏組織依托是阻礙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最大障礙。針對湘、粵兩地農民工的專項調查表明，只有21.5%的農民工所在單位成立了黨、團組織；農民工所在單位或社區成立工會的比例只有16.2%，專門代表農民工權益的組織幾乎沒有；75.6%的農民工沒有參加任何打工地組織，參加過所在單位民主管理活動的農民工也僅占12.9%。

　　在僅有的少數能代表農民工權益的組織中，能發揮作用的很少。據記者對珠三角地區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他們中大部分人認為工會在維護勞動權利方面“沒有發揮作用”或“作用不大”。來自廣西橫縣的農民工黃澤強15歲就出來打工，已經在廣州番禺的10多家企業打過工。黃澤強認為，企業工會大都在老板的控制下，根本說不上話，當勞資雙方有糾紛時，工會經常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幫老板說話。去年發生金融危機后，就有一些工會的負責人出來“勸說”工人“自動離職”。

　　劉開明說，由于在城里既沒有選舉權又缺乏自我組織的能力和利益代言人，農民工的真實聲音很難發出來。而一些媒體反映的農民工形象常常是被扭曲的，很多人把他們看成“盲流”，甚至是社會治安惡化的根源，他們的各種利益主張和需求也因此受到嚴重擠壓。

　　防范農民工極端性抗爭，應拓寬政治參與渠道

　　近年來，農民工因權益遭受侵害而采取極端方式抗爭或群體性堵路、堵門等事件屢有發生。專家認為，與上一代農民工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在自身權益受到侵害時很少選擇沉默，更容易選擇極端、群體性甚至是報復性的抗爭方式。

　　劉開明說，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抗爭主要限于經濟權益，但必須看到他們與上一輩相比，更迫切在城市實現自我價值，對參與城市公共事務的渴望也在增強。

　　專家認為，要防范新生代農民工極端或群體性抗爭方式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就必須正視他們在政治權利上的訴求，拓寬他們在城市的政治參與途徑。首先應掃清制度障礙，在戶籍制度改革中，可以按農民工在所在城市居住時間的長短來制定管理制度，農民工應有的福利和權益通過相應的社區居委會負責落實，例如享受低保、子女免收借讀費、參加社區選舉和各項活動等。同時，還可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社區建立農民工自治組織，并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既有利于農民工權益的表達和保護，又方便政府對農民工的管理。

　　其次，應糾正社會偏見，營造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社會和文化氛圍。鄧秀華認為，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城市居民對農民工存在排斥與歧視心理，農民工很難真正融入城市，參與城市公共事務更是一種奢望。因此，營造良好的社會和文化氛圍，引導城市居民消除歧視心理，使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社會互動朝良性發展，也是推動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重要一環。

　　提高農民工自身素質和組織化程度，是拓寬農民工政治參與途徑的關鍵。對于農民工的政治參與，除了政府和社會創造一系列制度和環境等客觀條件外，還要通過教育以及自身的努力來提高。出于社會公正的基本要求，政府應多提供一些易于為廣大農民工接受的有效的政治參與形式，如城市社區選舉、農民工民意通道、農民工工會等。

　　讓農民工獲得政治信任感和認同感，是實現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突破口”。農民工之所以是弱勢群體，關鍵在于農民工組織化程度低。農民工群體數量龐大，勞資糾紛日益增加，僅靠政府有限的行政資源來維護廣大農民工的權益很不現實。必須盡快將農民工納入社區管理范圍，積極發展農民工自身組織，改變“弱勞工強資本”的狀況，使農民工能與資方進行平等溝通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