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晚，非警務人員范某酒后駕駛警車，在廈門鷺江賓館附近斑馬線上肇事，致一死一傷。

　　——8月23日下午，山東淄博張店區安監局局長張某酒后駕車失控，致兩死三傷。

　　近來，“酒駕”事故接連不斷，頻頻曝光于各大媒體。8月15日開始,公安部部署實施為期兩個月的酒后駕駛專項整治行動，承諾無論觸犯法律的是誰，都要從嚴處罰。截至24日12時，全國酒后駕駛專項整治行動共查處酒后駕駛違法行為17078起，醉酒駕駛違法行為2403起。區區一個“酒”字，緣何屢禁不止？

　　如此“酒桌文化”

　　8月19日，廣州番禺區一鎮紀委書記醉駕被查，稱自己喝酒駕車是因為“工作需要”。乍聽之下，覺得有點荒誕。但是，細細體味所謂的“工作需要”，不難聯想到中國傳統的“酒桌文化”。

　　所謂的“酒桌文化”中，酒不僅是朋友間聯絡感情的常用飲品，更是交際應酬的必備工具。有地方交管部門對近期查處的酒駕數據進行了分析：在被查處的酒駕司機中，以中層及中等收入人群為多。“收入較低的人買不起車，而有一定地位的人士往往有自己的專職司機，只有中層及中等收入人群，既買得起車，但沒能力配司機，這批人又往往處在事業拼搏期，應酬多，在很多場合不喝酒不行，醉酒駕駛往往就是這些人。”一位網友留言。

　　在北京做銷售多年的王強，每次與客戶應酬后，都要面臨這個問題。他說：“請人喝酒，不勸人多喝幾杯，就是失禮，而自己被勸時如果不喝，就是不給面子、不夠義氣。桌上明明誰都不想喝醉，結果卻是誰都喝醉了，‘醉駕’也就有了。”

　　近日一份網絡調查結果表明，96.6%的人承認身邊有酒后駕車現象。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夏學鑾指出，與其他傳統文化一樣，中國傳統的酒文化也蘊含著很多需要破除的糟粕，比如很多人把能否喝酒作為衡量人品、檢驗交情的標準，這實際上已經落后于時代發展的要求。

　　法律人士呼吁對酒后駕車從嚴立法

　　說到“酒駕”屢禁不止的原因，長年在崗位上與司機打交道的交警最有發言權。北京市交通隊宣武交通支隊的交警小姜說，酒后駕車危害性很大，然而目前對酒后駕車違法行為處置力度不夠，讓有些駕駛員存在“不怕罰”的心理，繼續帶著酒精上路。

　　根據我國現有法律，酒后駕駛機動車輛被交警查獲后，如果沒有發生事故，后果僅僅是交納小數額罰款、暫扣駕駛證，處罰缺少震懾力；即便酒后駕駛機動車輛發生事故，也要達到致人重傷以上才構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能夠對受害人進行較好的賠償和安撫，還可以判處緩刑。

　　有網友據此留言：由此表明，我國酒后駕駛機動車輛屢禁不絕的主要原因在于“違法成本”過低，處罰太輕。現行法律已不足以遏制“酒駕”交通事故的頻頻發生。對上述法規，“馬路殺手”們往往心存僥幸。只要不出交通事故，喝了酒也沒大事，而“違法成本”較低更是助長了這種僥幸。

　　對此，不少法律界人士認為，除了嚴查酒后駕駛外，對于酒后駕駛還應該從嚴立法。四川發現律師事務所律師李剛等人更向全國人大“上書”，要求對“酒駕”單獨定罪。他指出，相關法律法規在設計之初,我國尚未進入汽車時代。如今隨著汽車保有量的迅猛增加,尤其是因酒后駕駛導致的事故日益增多,有關部門的立法觀念、立法標準就要與時俱進。及時對法律規定明顯有待改進的地方進行調整,這是時代的需要,更是對人民健康權、生命權的尊重和保護。

　　治理酒駕既是法律問題也是道德問題

　　夏學鑾指出，人們往往把酒后駕車行為屢禁不止的根源歸結為：司機有僥幸心理，違法成本過低，公眾安全意識和法律意識淡薄，執法不嚴，彈性太大等，實際上這幾條，都有一個基本的特點，那就是許多人并不把酒后駕車看成是天大的事兒。不僅是酒后駕車者，某些執法者乃至部分公眾也有這樣的心態。而這種心態的背后，是“人命大于天”思想的匱乏，是敬重生命意識的淡漠，是人文精神缺失的集中體現。“治理‘酒駕’，考驗的是整個社會的道德、良心和責任。”

　　有網友在留言中指出，酒后駕車是在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對其他人的生命可能造成傷害的情況下，仍然實施這一行為，這是對自己和他人生命價值的漠視。在酒后駕車的背后，我們應該看到人文精神缺失的社會大命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劉建軍認為，“酒駕”既是法律問題，也是道德問題。其一，法律作為法制社會的治國之綱，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由于市場經濟與利益沖突日益龐雜，用龐大的法律體系對其進行規范和整治是必不可少的社會控制手段；其二，沒有道德支撐的法律難有成效。市場不只是資本出入與物質交換，其中的靈魂是人。良心、道德、禮儀等，決定著立法、執法、守法水平。在推崇生命至上的人性化社會里，法律理應對生命保持最高的敬畏，理當以最為嚴厲的措施，遏制一切可能危及生命的行為。(羅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