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4日，本刊一篇關于縣委書記“溫和腐敗”的報道引起廣泛關注。報道見報后，不僅“溫和腐敗”一詞成為各大門戶網站高點擊率的詞匯，同時，“溫和腐敗”現象也引發了人們對縣委書記腐敗現象的關注和思考。8月10日，記者采訪了對權力制約監督頗有研究的空軍指揮學院教授王壽林。

　　記者:近期審判的一些縣委書記腐敗案例引發公眾關注。如云南省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前后兩任縣委書記胡文彬、刀立富受賄案，貴州省普安縣委原書記王茂敏受賄案，以及自稱“溫和腐敗”的云南省麻栗坡縣委原書記趙仕永受賄貪污案。從這些案例中我們看到這樣的現象，一些縣委書記一邊通過履行職責、開展工作造福一方，一邊卻操縱權力、大行腐敗而為害一方。你如何看待這種“邊貢獻邊腐敗”現象?

　　王壽林:在我們國家，縣委不是基層，但緊靠基層;不在一線，但直面一線。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掌握著很大一部分權力，同時又是本縣廉政建設的第一責任人，其權力行為是否廉潔，對全縣廉政建設產生重要的示范效應。如果再考慮到我們黨的中高級干部大多是從縣委書記這一層次逐級選拔上來的，其產生的影響就更加深遠了。因此，對于縣委書記來說，任何形式的腐敗都是黨紀國法所不容的。

　　“邊貢獻邊腐敗”現象在目前相當普遍，并不局限于縣委書記這一群體。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公職人員混淆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淡忘了自己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服務于人民，決不能以公權謀私利。

　　在實際生活中，公共權力的行使過程同時也是公共利益的分配過程。由于公職人員代表黨政機關，直接決定著公共利益的分配，以至于公眾感恩和回報的直接對象不是黨政機關，而是公職人員。由此很容易使部分公職人員心理上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的意志決定著公共利益的分配，自己是受惠者的恩人，得到感恩和回報是情理之中的事。作為黨政機關的代表，公職人員通過行使職權為公眾所作的貢獻，已經從組織的提拔重用、福利待遇和職務保障中得到了回報，因此不應該也不允許再從服務對象中撈取好處。

　　記者:從媒體的報道看，縣委書記已經成為當今腐敗高危崗位，這一現象甚至引起了近年來召開的中央紀委全會的關注。是什么原因使縣委書記成為腐敗的高危崗位?

　　王壽林:毋庸置疑，縣委書記成為腐敗的高危崗位固然有個人品質問題，但絕不僅僅局限于個人品質，其深層次原因還在于不合理的權力結構，而不合理的權力結構又突出地表現為“一把手”體制———對“一把手”缺乏有效的制約監督。從反腐倡廉建設的實踐看，對于“一把手”的權力，中央并不是沒有監督的要求、規定和舉措，但在現實中，一些地方和部門卻沒有對“一把手”形成有效的約束。在名義上，縣委書記的權力要受到各種形式的監督:作為黨員領導干部，要受到黨員的監督，受到黨的代表大會、黨的委員會及其常委會的監督;作為執政黨的官員，要受到參政黨的監督;作為公民，要受到法律的監督;而無論作為何種身份，都要受到公眾和媒體的監督。但事實上各種形式的監督對一些縣委書記都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還是沒有對應對等的權力與之相抗衡。從這種意義上說，體制的弊端是縣委書記滋生腐敗的深層次原因。只要這一原因沒有消除，即使查辦再多的案件，縣委書記腐敗依然會易發多發。

　　記者:對縣委書記的權力嚴加制約監督，是減少乃至杜絕縣委書記腐敗的根本出路。不過，無論從理論上還是這些年來的實踐看，這種把所有希望都傾注在制度約束上的思路，我總覺得它還缺點什么。怎樣才能對縣委書記進行更好的監督，你有何建議?

　　王壽林:在實際生活中，制度雖然很重要，但并不是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如同思想教育不是萬能的一樣，制度也不是萬能的，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徒法不足以自行”。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凝結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這一點同樣適用于制度。

　　在實際生活中，權力的合理運行有賴于制度的規范，制度的有效實施又有賴于權力的支撐，這看起來是很矛盾的。解決這個矛盾的出路，就是在適度分權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制衡機制。因為能夠支撐制度有效實施的權力，必定是存在著內在制衡機制的權力。否則，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高度集中，融為一體，哪來的一種權力支撐制度對另一種權力的制約呢?

　　可見，制度得不到有效實施的根源，還在于高度集權的體制，體制問題不解決，制度的有效實施就是一句空話。與此同時，要繼續深入開展反腐倡廉教育，使“一把手”自覺加強思想修養，鍛煉意志品質，提高精神境界，美化生活情趣，增強自律意識，不斷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拒腐防變能力，切實守住為官一任的道德底線，守住安身立命的行為準則，守住內心世界的一片凈土，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實實在在做事。本報記者 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