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期，部分地區接連傳出當地出租車集體罷運的消息，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撇開情緒化的因素，從行業角度觀察，我們發現出租車是一個特許經營的行業，罷運背后的利益之爭，追根溯源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各方對于特許經營權的爭奪和占有以及由此帶來的“不公”。而在“市場化”的大旗下，相關政府部門似乎在如何管理上難以作為，最后卻總是不得已出來為結果“買單”。那么，出租車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的組成部分，能否完全市場化？到底是“市場化”出了問題，還是“市場化”不到位導致了問題？業界也有爭議。本報為此組織了一組報道，意在從幾個側面對罷運現象進行剖析和透視，為讀者提供參考。

　　溫州出租車罷運：徹底市場化惹的禍

　　7月28日清晨，溫州街頭出現反常一幕：全城數千輛出租車停工罷運、市民生活出行受阻、數十輛出租車被砸，正常社會秩序受到影響。

　　面對突如其來的出租車集體罷運事件，溫州市委、市政府緊急部署應對。在“黃金48小時”內將少數人預先籌劃的28、29、30日三天“罷運”行動成功瓦解。事情雖已平息，但原因值得深刻反思：出租車停工罷運，到底是誰惹的禍？

　　車主已成“車老板”司機大多是農民工

　　探究“罷運之根”，溫州市公路運輸管理處處長楊作軍揭開了冰山一角：出租車營運證實行市場化的體制是根源之一。

　　溫州市出租車營運體制有一個全國少有的現象：徹底市場化運作。

　　上世紀的1998年，在市場化、民營化浪潮的推動下，中國市場經濟發祥地之一、市場化程度相當高的溫州，在出租車營運體制領域率先實行市場化、私有化改革：投標拍賣，營運證徹底買斷，永久使用。當時，政府對一輛車放出的標底是20萬元，結果首批300輛車平均每輛中標價為68萬元。

　　溫州市政府有關人士稱，政府當年在“城市建設市場化”“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的改革思路指導下，認為出租車牌照(實質是營運證)是政府的“稀缺資源”，它在市場上實際上有很高的“含金量”。溫州政府希望通過市場化運作，一是改革所逼，二是體現公平公正，清除爭搶營運證的腐敗問題，三是為當時窘迫的市政公運籌集發展資金。

　　后來，營運證在市場上越來越“值錢”，人們視之為相當于獲得一份永久性的就業崗位。此后，政府又相繼向一些國有、集體運輸企業放出營運證計劃指標，但又逐漸被個人買斷。經過10多年市場魔力的推動，營運證一倒再倒，連翻“跟斗”，如今一個營運證的市場價已飆升至“全球天價”126萬元。

　　由此，持有3329輛出租車營運證的車主幾乎100%是私人或私營企業。即使掛靠一些公司經營，車主仍然是個人。

　　結果問題出來了：在這種體制下，車主花120多萬元巨資買“車”是為了投資，而投資是要算成本、求回報的。120萬元一年的民間利息成本就是18萬元左右，除了它，還要追求一定的盈利。

　　記者調查到，溫州的車主其實已成為“車老板”。開車是個苦差事，車主基本上不賺這“辛苦錢”。在溫州開出租車的司機大多是外地農民工。于是，為了管理和防范車輛流失，車主便將車子承包給一些“中介人”，由他們負責管理。在出租車市場，已出現二、三、四道中介“承包人”。

　　如此，車主、掛靠公司、中介人層層逐利，從市場經濟角度看，他們認為這是合理的。經過層層“剝皮”，最后落到司機的腰包自然所剩無幾。

　　由于層層承包，政府即使給予燃油補貼或每公里加收1元錢，但因為有“收租者”車主和中介的存在，這些實惠最后也不能落到司機的腰包。

　　城市交通公共福利事業能否徹底放開？

　　走到眼下這一步，無論是罷工的出租車司機，抑或車主抑或中介公司都成了“受害者”“冤屈者”。政府由于早已交出了營運證的“永久使用權”，就缺少更為有效的“殺手锏”對出租車進行必要監管。

　　溫州市公路運輸管理處處長楊作軍說，營運證被永久性買斷，問題又很棘手。多年來，我們為此感到很頭痛，政府曾想了許多辦法解決出租車出現的一些問題，都難以奏效。他說，如果城市出租車不定位作為城市公共交通的補充，而依然當作私人投資經營，規范出租車的問題較難解決。

　　“我們必須反思，城市交通公共福利事業能否徹底放開進入市場化？”全國中小企業促進會副會長周德文直言，出租車作為城市交通的必要補充，也關系到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政府應該有所作為。把它徹底市場化，不是很明智的選擇。多層獲利，自然讓實際勞動者———出租車司機只能得到微利，而且又享受不到政府的補貼“‘有形的手’不起作用了。”

　　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常務理事、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導陳國權教授認為，問題的根本在于出租車行業的定位問題。出租車行業不應該是完全市場行為的，應該是準公共服務或半公共的產品，政府應負有責任，提供服務，而不是什么都收錢，加重了該行業的運營成本。

　　但也有專家說，問題不出在私有化，而在于改革不徹底。日本、香港及西方等地，出租車的產權和營運也是私有化的，人家為什么管得好好的？相比之下，問題出在中國目前對出租車的管理法制不健全、政府規范管理不到位，政民信息不對稱，群眾正常訴求渠道不通暢。

　　陳國權教授表示，在準確定位出租車行業的同時，政府及有關部門須補上解決“四不”這一課。同時加大對非法營運等打擊整治。

　　有識之士還認為，建立在政府監管、指導下的出租車司機人才中介機構，提高出租車司機的素質，從源頭上規范其行為；建立出租車行業協會，實行行業自律；削減一些不必要的中介機構，減輕出租車司機的負擔等，都是政府要伸出的“無形之手”。（本報記者 張和平 岳德亮 曹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