剽竊論文的“聯合署名”和“聯名發表”，反映出學術不端與行政權力的“共謀效應”。這種“共謀效應”，使得學術研究從課題審批、經費支持、資源提供到成果評價，乃至發生剽竊后的處理，都或多或少喪失了公正和規范，污染了學術氛圍，挫傷了真正獻身學問者的積極性，影響了學術的健康發展

　　大學校長與其博士生“聯名發表”的論文涉嫌抄襲，又一起事件最近被揭出。對于這種丑事的頻發高發，許多人已對成因、危害等等作過分析和議論；但對其直接反映出的學術不端與行政權力“共謀”問題，還可進一步分析。

　　說“不知情”或“只是”幫助，美化自己遮蔽名利心

　　眾多剽竊論文都是“聯名發表”，耐人尋味。這類論文，署名在后的總是青年教師或者博士生、碩士生，而作為論文責任人的“第一作者”，頗多大教授兼大學校長、副校長。被揭剽竊后的調查結果大致相同：青年教師或者研究生是剽竊者，他在“第一作者”“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響當當的名字署在了論文上，為的是“方便發表”；現在事情敗露，“第一作者”因為“不知情”，最多負“把關不嚴”、“疏于管理”之類的責任。

　　有些人覺得，那些大教授兼行政高管已經功成名就，無需以剽竊手段炮制論文發表來顯示、證明自己，所以不像青年教師、研究生那樣有“犯錯動機”。而“第一作者”本人，在強調“不知情”、“沒把好關”的同時，也以已有地位來說明自己不可表來顯示、證明自己，所以不像青年教師、研究生那樣有“犯錯動機”。而“第一作者”本人，在強調“不知情”、“沒把好關”的同時，也以已有地位來說明自己不可能、沒必要剽竊，把自己清洗得一干二凈。

　　說“犯錯動機”，人們恐怕忽略了一個事實：“第一作者”眼下的地位，常常是以過去的努力和成就換得的。時至如今，他們中的許多人受著地位的拖累，很難潛心研究學問，而忙于應付各類應接不暇的學術和非學術的活動，應付社會兼職，當了校長、副校長，更有諸多行政事務要做。他們當然需要“鞏固”自己的學術地位，使自己“可持續發展”，因此不免渴望發表高質量的論文。何況，承接和主持的研究課題總要結題，學術工作總要接受評估考核，這些人中的大多數并不能例外。前不久，遼寧大學一個副校長及其學生發表在《哲學研究》上的剽竊論文被揭發，這樣的學術頂尖雜志，是同行看重的，副校長怕也不能不為之“心動”。所以，一概暗示“沒動機”，推說“不知情”，或雖然承認知情，卻又說“只是”為幫助學生發表才署上大名，我看是在美化自己，遮蔽自己的名利心。

　　學術界頗多拉大旗作虎皮的聯名也是學風不正的表現

　　至于那些犯錯的青年教師、研究生，樂于在自己的論文上加上大人物之名，是因為這能在相當程度上“簡化”論文的審核程序，更方便地發表，不少剽竊之作就因此得以順利過關。把既未動腦也未動手的人的“大名”署上論文，是對論文審核程序的一種干擾，是對學術公正的一種破壞。但我們不應忽視剽竊者可能有的另一種心思，把剽竊之作與大教授兼行政高管捆綁，即使敗露，天塌下來也有“高個子”頂著——找把“保護傘”，既讓大人物為自己斬獲名利鳴鑼開道，也借大人物為自己的過失減輕責任。從已被揭露的幾樁事例看，有關部門對具體剽竊者的處罰都過輕，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投鼠忌器”的說法，也說明某些“聯合署名”的校長、副校長的地位、權力，確實有用。

　　相對于論文剽竊事件中“第一作者”毫不承擔責任或者免受處罰的結果，有人同情實際剽竊的操作者，認為處罰再輕，他們也當了“替罪羊”。不過在我看來，討論剽竊者受到的處罰是輕是重，意義不太大；追究“第一作者”與實際剽竊者是否有“共謀”關系，意義就大些；而最值得關注的，是剽竊論文的“聯合署名”和“聯名發表”，反映出的學術不端與行政權力的“共謀效應”，這種“共謀效應”，使得學術研究從課題審批、經費支持、資源提供到成果評價，乃至發生剽竊后的處理，都或多或少喪失了公正和規范，污染了學術氛圍，挫傷了真正獻身學問者的積極性，影響了學術的健康發展。我建議“倒查”，看看“聯名發表”論文的背后，當事人還有沒有別的聯手和共謀。

　　不少大型研究項目需要團隊合作，發表成果時多人聯名，實屬正常。但聯名如今也異化了，學術界頗多拉大旗作虎皮的聯名、貪他人之功的聯名、投桃報李如“禮物”互贈的聯名、行政權利與學術名利交換的聯名。這樣的聯名，哪怕論文過硬，不涉及剽竊之類，也是學風不正的表現，必須嚴肅糾正。(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上海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 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