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日，云南“躲貓貓”案開庭審理，獄警蘇紹錄因涉嫌“虐待被監管人罪”被起訴。據檢方指控，蘇曾對“20余名被監管人進行罰跪，并使用膠底布鞋抽打臉頰和用警棍毆打身體等暴力、侮辱方法進行體罰虐待。”蘇并不回避指控，而是強調說，“對于有些怎么都不聽話的人員，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武力制止。”(8月7日《昆明日報》)

　　從中可以看出，蘇紹錄雖然認罪，卻真覺得自己的行為并不罪惡，而是基于監室管理的需要、必須采用的方法。“打人是為了把監管工作做好”，這話引人深思。為什么一個國家公務人員，在實施暴力毆打、侮辱虐待這些人盡皆知的違法行為時，還能這般理直氣壯？這股“凜然正氣”，到底從何而來？

　　答案就在律師的辯護詞和蘇的辯解中。按律師的說法，蘇“毆打的都是壞人里的壞人”，蘇本人也辯解說，只有打罵，才能有效制服這些“壞人”。原來，他之所以施暴并坦然面對指控，根本原因在于，在他心中，看守所的在押人員都是“壞人”，甚至是“壞人里的壞人”。對壞人施暴，即使違反了形式上的法律規定，也沒有違背作為獄警的他心中的“正義觀”。

　　退一步講，即使這并非蘇犯罪時的真實想法，但能作為公開的辯護詞和呈堂證供，當然是由于他和律師都認為，這些說法能獲得普遍認同和公眾同情，可以作為從輕甚至免罪的理由。這就把問題拋給了社會，看守所里到底關押了什么樣的“壞人”？

　　根據我國的獄政管理體制，看守所的羈押對象，主要是處在偵查、預審、起訴、審判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既然是嫌疑人和被告人，就說明無論是在事實上還是在法律上，他們是否違法犯罪，都有待法庭的最終判決。此前，任何機構和個人都沒資格和權力，把這些被羈押者定義為犯罪意義上的“壞人”。按照現代法治理念，一方面，被關在鐵門之內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與處在鐵門之外的包括監管者蘇紹錄在內的每個人一樣，在法庭宣判前，都應按無罪推定原則視為無罪公民。另一方面，即使是關押在監獄里的已經判決的罪犯，其不受人身傷害等基本人權也應嚴格保障。

　　在這個意義上，蘇紹錄的暴力和另一名被告李東明的玩忽職守，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動一靜，一個積極一個消極，但本質上都折射了同一種與現代法治理念相悖的“正義觀”：涉嫌犯罪就等于犯罪，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一樣都是“壞人”；而對“壞人”，無所謂人權保障。在這種“正義觀”的支配下，為了搞好工作而教訓“不聽話的壞人”，于心無愧；疏忽對“壞人”的管理，放縱壞人之間“躲貓貓”，漠視其中的一些“壞人”被另一些“壞人”毆打，就是一種常態。就此而言，24歲的李蕎明不是死于“躲貓貓”，而是死于個別司法人員這種有罪推定的“正義觀”。

　　“沒犯罪怎么會進看守所”？正是這種可怕的“正義觀”，使本來僅僅負有監管責任的個別獄警，產生了暴力執法的欲望。這樣，每一個人是不是“壞人”，在他涉嫌犯罪進入看守所的一刻起，就被這種“正義觀”鎖定了。也因此，在反思蘇紹錄等個別獄警暴力行為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在蘇紹錄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進入看守所的日子中，他不會被視作“壞人”、成為下一個死于這種扭曲“正義觀”的李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