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因無照駕駛、醉酒駕車、肇事逃逸且造成4死1重傷的孫偉銘，被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認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很多支持判決結果的法律專家、網民普遍認為，這次死刑判決必定能嚇阻潛在的醉酒駕車司機，進而改善大中城市的交通環境。一家成都咨詢公司進行的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7成以上的司機得到警示“千萬不要酒后駕車，對別人生命不負責任就要受到法律嚴懲”；9成以上司機看到這個判決結果后，立即想做的就是時刻提醒家人不要酒后駕車。

　　一次死刑判決能對酒后駕車的痼疾產生如此大的影響？記者采訪市交管局及部分法律界人士后發現，未必！即使孫偉銘二審維持原判，對潛在違法者的觸動也只能維持一個很短的時期。如果真要杜絕“醉駕”之禍，除了警方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強大的執法力度外，更要向立法機關建議，調整與酒后駕車有關的法律條文，增加對酒后、特別是醉酒駕車的處罰力度，大大提高酒后駕車的違法成本。

　　本市今年酒后駕車數量大幅反彈

　　自2006年底開始，北京交警對酒后駕車的執法力度開始明顯加強。特別是在奧運會召開之前的幾個月中，“天天有夜查”不僅是交管部門的宣傳口號，更是“酒司機”們的血淚認識。然而去年年底到今年前4個月，交警的執法力度稍有下降，酒后事故立即大幅反彈。

　　據市交管局統計，今年因酒后駕車已經釀成81起死亡事故，共有97人死亡，占了全市交通事故死亡總數的17.3%。其中，醉酒開車死亡86人，酒后開車死亡11人，今年總計11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里，包括5起醉酒、1起酒后。97名死者中，有70人死于今年前4個月。此后交管局成立了專業執法小分隊，再度加強執法，酒后事故又直線下降。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朝陽交通支隊法制民警告訴記者，這種明顯的變化，其實更顯出了“開車不喝酒”的觀念遠遠沒有真正深入人心。“現在違法數量下降，只是靠警察夜查時的處罰，并不是靠司機們內心對法律的敬畏。”

　　根據現行北京市實施《道交法》的規定，除非是醉酒，普通的酒后駕車只是被處500元的罰款，最多是暫扣3個月駕照，這種處罰力度很難讓人當真對法律產生敬畏。能對酒司機產生一點威懾力的，其實僅僅依靠“醉酒駕車可處15日以下行政拘留”這一條。

　　孫偉銘死刑判決“醉酒”并非決定性因素

　　在孫偉銘一案中，判決書中認定其觸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依據三個方面：無證駕駛、醉酒駕車和肇事逃逸。北京尚權律師事務所張青松律師認為，如果僅有無證駕駛和醉酒駕車，以現在的法律，孫偉銘一定罪不當死。因為前二者恰恰是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全部構成要件，法院在判處其死刑的時候，很可能也是重點考慮了他在第一次小事故之后，瘋狂高速逃逸過程中給其他人生命帶來重大威脅的因素。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一種故意犯罪。如果僅僅是醉酒駕車就被認定‘間接故意’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那么駕車闖紅燈造成他人死亡呢，不是也可以輕松地套進這樣一個邏輯嗎？”張律師認為，孫偉銘的案件一審判處死刑，有可能會對平時喜歡酒后開車的司機們有一個觸動。但僅靠這樣一次判決，很難真正達到震懾違法犯罪的目的。如果要震懾潛在的違法，更關鍵的在于如何提高酒后司機的違法成本，讓司機們在端起酒杯的時候，意識到一旦被處罰，將要付出的代價是自己所不能承受的。“酒后駕車這么普遍，是法律出現了問題，這個時候應該考慮的是修改法律，而不是在某一個案件的判決中突破法律，去形成某一種意義上的‘嚴打’。”

　　社會學者強烈建議修改交通肇事罪

　　據楚天都市報的消息，就在孫偉銘案判決的同一天，來自非洲盧旺達的留學生查爾斯被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賠償受害人8萬余元后“驅逐出境”。去年8月16日，查爾斯酒后無照駕駛摩托車，在武漢市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撞傷七旬老人諶某，既不報警也未搶救，反而逃離現場，傷者經搶救無效死亡。

　　這兩起案件中，無照、酒后、逃逸等諸多細節多有相似之處，而所定罪名不同，判決也天差地別。而它們同時見諸媒體，只能讓公民對法律適用問題產生更多的懷疑。

　　北京學者王小東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我國，一方面交通肇事一年殺人十萬左右。另一方面，交通肇事所受刑罰畸輕。交通肇事判罰畸輕對公共安全所造成的嚴重危害確實已經到了讓人忍無可忍的地步，所以，修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勢在必行。”

　　王小東認為，之所以現在不少與交通有關的嚴重犯罪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是在現有法律并不完善的情況下，去找能夠從重量刑的條文，一部分法學專家認為這也是合法的，但最根本的方法是修改法律。以免今后關于此類案子爭議過多，量刑差別太大。”(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