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納雍縣為積極推進縣城拆遷，出臺文件：公務員堅持不簽拆遷協議，將停職停薪，有親屬或員工不簽的，也要受到處理。截至6月，該縣拆遷戶中仍有310戶干部家庭未簽協議，這就意味著按“規定”將有310名干部面臨“雙停”。這一規定本身是站不住腳的。

　　公務員的身份是雙重的，他既是某個職業和崗位的承擔者，又是私人身份的公民。公務員與政府之間，存在一種勞動合同關系。但公務員的公職身份，并不能取消他作為私人公民的身份。公務員同一般企業員工一樣，他只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和精力“出售”給自己所在的機關，而不是把自己的全部人格奉獻給政府。

　　在納雍拆遷事件中，只要這些房屋屬于公務員的私人財產，則公務員就完全是以私人身份出現的。他可以此身份與開發商進行平等的討價還價，這與其公務員身份無任何關系。當然從新聞中看，當地公務員的確可能存在拆遷要價過高的現象，但這不構成政府強力介入的理由。在拆遷過程中，公務員享有與其他人同樣完整的自由和權利。他的財產權應當得到法律的同樣保護，與普通民眾相比，既不多也不少。

　　納雍當地官員認為，2004年的嘉禾拆遷事件是違法的，但他們的做法是合法的，不過按照當地說法，干部職工堅持不簽協議“本身已違法”，其法律依據何在？如果公務員的行為違反了法律法規乃至機關的內部規章，那當然可以對他進行行政處分。但是，把行政處分適用于公務員在民事領域中的私人活動，是混淆了兩個不同領域。此外，如果所拆遷房子不是用于市政建設，而是用于開發商開發的話，當地政府就是一種在追求所謂經濟效益和政績下的焦慮與錯位，替代開發商介入拆遷，這顯然違法。因此納雍拆遷與嘉禾拆遷或許有違法程度的區別，但本質上并無不同。

　　出臺該不合理規定的納雍縣之所以濫用權力，至少源于兩個錯誤的觀念。第一，他們錯誤地把拆遷這樣的商業性活動視為政府自身的重點工作，而毫不遲疑地站在開發商一邊，強制被拆遷戶接受開發商的條件。當然，這也是當今某些地方政府的通病，他們經常利用公權力強制被拆遷戶接受開發商開出的拆遷條件。只不過這一次，納雍縣的公務員也被這種錯誤行使的權力殃及了。

　　第二，納雍縣之所以制定這種懲罰公務員的規定，乃是因為，相關部門有這樣一種認識：“群眾看干部，干部不帶頭不行”。這樣的觀念十分普遍，但同樣存在誤解。

　　的確，公務員承擔著公共管理職能，因而，民眾及行政機關有理由要求公務員具有某種程度的職業倫理。但歸根到底，公務員也是普通人，他們所從事的也是一種專業工作，他們所需要的道德、倫理只要達到承擔專業工作所需的程度就已足夠。當然，人們也樂見公務員作為社會道德的垂范，但這不應是強制的。公務員在自家被拆遷時，希望獲得較高補償，這也是人之常情。納雍縣要求公務員們自覺犧牲自己利益，肯定不現實。

　　假如人們、尤其是制度設計者能夠清醒地認識到公務員的平凡性，那就不會把優良治理的希望寄托于公務員們的道德水準，而會按照“公務員也是凡人”這樣的預設來設計權力制約、平衡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反而可以讓公務員更好服務民眾、而較少濫用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