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大學生士兵方法的改變是全方位的

　　第二，行為方式上的最大公約數。大學生入伍當兵，對軍隊建設帶來的決非單方面影響，而應是一種立體的全方位的影響。

　　從思想教育來看，有一個提高針對性的問題。對中學生士兵和大學生士兵開展思想教育，差異性很大，前者可以采用更多的灌輸式，或單向思維下的思想和精神塑造，因為中學生由校門到營門，在校時因應試教育而疲于奔命，對社會上的各種思潮了解并不多。即使畢業后進入社會，號稱是“什么景都見過，什么地方都去過，什么事情都做過”的打工族，實際上也處于主流文化的邊緣，對政治思潮和多元價值觀不甚了解。

　　大學生士兵與其大為不同，尤其是這個不同主要不是反映在知識量上，而是反映在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畢竟大學是思想的集散地，那里有各種思潮和思想觀念的碰撞，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并且社會也允許每個人有自己的價值觀，對他們再照搬原有的思想教育方式，顯然難以達成目的。這就決定了更新觀念，尋求有效應對之策的必要。

　　從管理方式來看，有必要提高管理水平，并且這個提高重心在領導和機關。通常情況下，提高管理能力強調與士兵接觸最多，離他們生活最近的基層軍官，因為他們對士兵的成長影響更大。

　　比如，上世紀80年代那批“學生官”處在土生土長的軍官隊伍中，二者志趣不同，甚至話語系統有異，這應當算是不利的成長環境。但今天的基層軍官隊伍已是清一色大學生，許多還是地方大學入伍的國防生，差異性大大縮小。

　　因此，強調提高管理能力重心在領導和機關，有其必然性，特別是現在產生于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矛盾和沖突已經表現為系統性、觀念性，即由決策管理層的許多管理規定與對象行為特點出現了不適應和不和諧。比如，網絡時代對網絡的管理就是一個表現于管理領域的突出矛盾。大學生入伍前幾乎天天掛在網上，調查顯示，互聯網已經是青年大學生獲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徑。如果你一堵了之，他們必感不適應。

　　這期間實際上主要存在著觀念問題，盡管互聯網上有不良信息，但我們還必須想到，既然他們在讀大學期間沒有因上互聯網而墮落，為什么進入軍隊就一定成為防范對象，似乎稍不控制就會出問題呢？

　　從訓練和執行任務來看，也有一個優化和提升的必要。大學生士兵因其文化素質與思維和辨析能力的提升而決定著我們的訓練方式必須與之相適應。

　　此前有媒體曾經注意到，隨著幾年來大學生士兵進入部隊，在接受能力上的差異與我們一些部隊訓練方式上的刻板發生了矛盾，也就是出現了“吃不了”與“吃不飽”的矛盾，但那時還只是個別現象。如果大學生士兵成為主體后，以訓練初高中生的方式訓練大學生，顯然既不經濟，也沒有效率，更難調動大學生士兵的興奮度。所以，我們的訓練大綱與訓練模式必須考慮進行修改，避免低層次循環。引申來講，所有軍事和后勤、裝備系統都有一個與對象素質特點相適應的問題。

　　用立法來保證每一個中國公民平等地擔負社會責任

　　第三，體制制度建設上的最大公約數。這反映在多個方面，首先是把加強我軍民主建設進一步提上日程，隨著大學生士兵的大量增加，原有的“三大民主”在內容、形式與方法上必須加以豐富，以適應大學生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誠然，軍隊有自己的運行規則，但通過民主調動士兵的積極性，發揮其聰明才智，顯然不失其時代意義。

　　其次是深化評價機制和競爭機制。包括大學生直接提干在內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對于吸引大學生入伍很重要，但僅此是不夠的，以什么評價標準和程序規范來保證優秀者脫穎而出，從制度上完善至關重要。

　　再其次是國家出臺相關的兵役法規，為大學生入伍可持續化奠定法律基礎，勢在必行。

　　今天大學生入伍的熱情很高，多原因中一定有國際金融危機和連續多年高校擴招導致就業困難的原因，但國際金融危機總要過去，大學招生也將隨著高中生數量的下降、出國留學人數的大幅增長而發生變化，因此要解決可持續的問題，政策吸引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還是通過法的剛性規范為大學生從軍奠定堅實基礎。

　　西方國家軍隊中所以能夠持續吸引優秀大學生從軍，很重要的是有法律作后盾，當然也有社會氛圍的支持。當年克林頓因為逃兵役幾乎失去了入主白宮的機會，說明的就是這一點。

　　進行相關立法，還有重要的一點是解決平民子弟與官員富豪子弟負有同等的服兵役責任的問題。在進入民主政治或平民政治時代，我們必須在此方面打破等級制度，讓每一個中國公民平等地擔負相應的社會責任，哪怕他是高官之子、富豪小姐都應做好法律范圍內的服兵役的準備，即未入選是國家和軍隊的意志，接受選拔是你的責任。唯此才敢言，大學生入伍已經進入到一個秩序和穩定持久的時代。 (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