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貴州省納雍縣為解決拆遷難題出了一紙文件：干部、職員堅持不簽拆遷協議的，停職停薪，有親屬或員工不簽的，也要受到處理。納雍的苦衷是，舊城改造和新城開發幾年來因拆遷難而停滯。干部、職工對拆遷補償的要求，讓政府陷入雙重困局：被引進的開發商陷入拆遷難題可能走掉，而已被拆遷的居民等不來新居亦有動蕩可能。困境中的納雍縣政府認為，拆遷是全縣重點工作，干部們本應配合而不是成為阻力。“雙停”文件也因此出臺(7月30日《新京報》)。

　　據說，納雍縣是“參考借鑒了很多地方的規定，才制定這個文件的”。的確，從網絡上搜索相關新聞，可以看到很多地方也在拆遷中使用了類似“雙停”的手段。但是，別忘了，在搜索中除了能夠搜到相關的做法之外，還能搜到輿論對這些做法的批評和質疑。其中，最主要的觀點就是，這是責任的“連坐”，是對權利的干涉。為何納雍縣在出臺此規則時，只看到了規定的先行者，而沒有看到先行者所面對的輿論反響呢？

　　當然，納雍縣有自己的理由，“拆遷是全縣重點工作，干部們就該配合去說服自己的下級和熟人，有血緣關系則更有說服的優勢。”涉及舊城改造的拆遷自然是全縣的重點工作，但是這個重點工作是否包括干部說服下級和熟人的內容呢？這個重點工作到底是有關部門的工作還是所有干部的工作呢？事實上，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拆遷歸拆遷，拆遷有其制度路徑，說服歸說服，說不說服應取決于干部的意愿。在事關具體利益時，打出拆遷人人有責的口號，并不能理順其中的關系。

　　“和‘嘉禾事件’完全不同，我們是合法拆遷，而他們是違法的。”這是納雍縣的第二個理由。其含義是，目的是正確的，手段上的問題就可以忽視。這樣的說法好似是成立的。既然目的是正確的，既然當事人的利益已經得到了恰當的保證，那么使用“雙停”的手段促進目的的實現就沒有問題。可是何謂“連坐”呢？“連坐”并不是指目的不正確，“連坐”指的就是手段的不恰當。無論要實現的目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使用“連坐”的形式都是對當事人權利的一種干涉。也就是說，目的的正確并不能賦予手段的合理性。“連坐”就是“連坐”，無論它用來做什么。

　　那么，對拆遷直接涉及的干部、職工是否能采用“雙停”的手段呢？按理說，舊城改造與公共利益有關，干部和職工應起到帶頭作用。但問題是，如果他們不起帶頭作用，他們所要面對的處罰到底應該是法律的，還是行政的？在現實生活中，干部的身份也可以是多重的，當他們拒簽時到底是以一個干部的身份，還是以一個被拆遷者的身份？作為干部，他們能否維護自己認為的必須堅持的利益？雖然，行政領域的“雙停”可以起到足夠的警示作用，但如果以上的問題不解決，干部們即使簽了拆遷的協議，心中也難有認同感。

　　既然“雙停”的做法涉及諸多現實問題，可見即使它在某些時候起到了快速的效果，這樣的手段也很難說是破除拆遷困境的捷徑。拆遷的確是一個難題，但正因為難在面對這一難題時，才更應該小心謹慎，堅持原則。這個原則應該是依法拆遷，當一個拆遷事件涉及了多方利益時，最好的方法就是訴諸法律，讓法律決定到底該怎樣辦。與行政屬性的“雙停”相比，法律途徑的解決方案更能夠獲得各方的認可。(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