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大學生村官的“出口”問題上，政府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專家給出的辦法是“買斷”——這樣不僅解決了出口問題，還讓真正熱愛農村的人扎根農村

　　本刊記者/韓永

　　中國的大學生村官，正隨著合同的紛紛到期，日益感受到現實與當初承諾之間的巨大落差。

　　與沈陽市所轄新民市的這批村官一樣，入職之初，各地的村官幾乎都得到過讓他們心花怒放的承諾。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進入機關或事業單位的巨大可能性。雖然有關的文件多寫明“擇優錄取”，但基層官員往往對其作出擴張性解釋，使村官們下意識地產生這樣的錯覺：一旦合同到期，進入這樣的單位會變得非常容易。

　　當煙霧散盡，承諾落空，自認青春被消耗的部分村官開始蠢蠢欲動。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村官政策前后巨大落差的背后，有大學生的輕信，但最主要的，是部分官員在利益支配下的短期行為。其表現有二：一是在村官招錄時賣力吆喝，并下意識地夸大其詞；二是在村官的出口建設上意興闌珊，甚至不負責任。

　　針對第一點，河南省商丘市一位鄉黨委副書記私下里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政府說這一制度的好，并不是要有意欺瞞誰，而是要確保這一制度順利實施。“既然已經為畢業生和農村找到了這個出路，就應該好好發展它吧？”但他同時承認，在村官制度實施后，其普及率已經逐漸成為考核官員的指標之一。

　　周孝正把官員肆意渲染村官制度的行為解釋為一種短期的牟利行為，其邏輯與上述衡量官員的指標不謀而合。他說，這種短期行為產生的背景有兩個，一是中國官員的任期較短，因而功利心較強；二是中國現有的官員考評機制，對官員所制定政策的可持續性關注較少，其在官員的升遷中所起的作用，遠遜于解決眼下的具體問題。

　　上述鄉黨委副書記認同周孝正關于解決眼下問題與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之間的關系，“在村官問題上，我們也都沒有考慮得很長遠。”

　　他承認，在向大學生解釋這一制度時，會有意識地增加其合同期滿后進入機關或事業單位的可能性，“也不會說得很絕對，但大學生一聽就能聽出來。”比如會說事業單位的指標相對多一些，也說一些在公務員考試中的加分因素。

　　“解釋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大家對這一制度充滿信心。”他說，這種解釋并不是有意識地要瞞村官，“事實上，這一制度以后怎么發展，我們也心中沒數。但上級要求我們盡量往好處說。只有這樣，政府才能有一個好的環境，來不斷改善這一制度。”

　　但周孝正認為，這種做法對政府信用的傷害很深，其潛藏的風險不可估量。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對北京郊區大學生村官的調查顯示，在合同期滿時工作仍沒有著落的村官中，彌漫著一種消極的情緒。

　　前述鄉黨委副書記告訴記者，他們之前對村官的承諾，并不是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但也不是一定會實現。“關鍵是看現實如何變化，如果確有公務員和事業單位崗位，也沒有理由不給他們。”

　　但廣西來賓市興賓區的事例證明，有時候確實存在給村官的崗位被其他人占據的可能。《新京報》的調查顯示，該區1999年招進的200多位村官的編制沒有解決，而100多位各級領導的家屬或親屬卻在此間“轉正”，其中大多數都是文化程度較低者。有人據此懷疑，村官編制一事，正在成為一些官員為自己或其他人謀利的機會。

　　這位鄉黨委副書記說，現在很多人盯著政府為村官提供的入編機會，“似乎承諾的兌現，就意味著所有人都可以入編了。”這種依賴心理，正在讓一些人失去自尋出路的機會。

　　但北京某位村官的經歷表明，政府除了兌現承諾外，似乎還有其他的事要做：在今年3月份之前，北京的村官都被明示或者暗示，如果愿意留在所在村，只要所在村村領導同意，就沒有問題。但今年3月初，人事部門突然召集所有合同即將到期的村官，宣布留任村里的村官名額，不能超過總數的20%。“此時距離合同到期還有不到4個月時間，很多的機會都給耽誤了。”北京平谷區馬坊鎮的一位村官向記者表示。

　　前述鄉黨委副書記透露，原本村官制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出口”，很多部門對此明顯準備不足。北京5月份專門針對村官的公務員考試，竟然在報名的條件上連變幾次，也印證了這種倉促。

　　教育學者、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認為，在村官“出口”問題上，政府可以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就是買斷。為村官們買斷一些崗位。比如村黨支部書記的崗位。”他說，這樣不僅解決了出口問題，還讓真正熱愛農村的人扎根農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