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正一個錯誤并不難，難的是從根源上避免錯誤發生。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層“不出事”為目標，必須俯下身來，直面各種各樣的勞資矛盾

　　為證明自己得了職業病，28歲的河南省新密市劉寨鎮農民張海超不惜“開胸驗肺”，悲愴之舉令人心碎。此事引起衛生部高度重視，日前，衛生部派出專家督導組趕到河南，督導該事件盡快解決。

　　事到如今，相信這一個案的“圓滿解決”只是時間問題。欣慰之余，也深感這并非解決問題的常態之法——綜觀整個事件的解決過程，仍然是“維權無門—極端舉動—輿論激憤—高層介入—得以解決”的邏輯。

　　從早些年的找記者訴苦、寫公開信，到后來的以身試藥、“開胸驗肺”……由于眼球效應對“創新性”要求極高的特性，弱者的維權手段正變得越來越慘烈，甚至開始帶有明顯“自殘”的特征。基于如此背景，需要追問的是：這個悲壯的“循環鏈”真的會因一個人的權益得到“拯救”就消失嗎？

　　“開胸驗肺”發生之后，各地媒體有很多跟進報道，為我們展示了大量職業病患者維權艱難的現狀。如果不從制度保障上給他們梳理一個出口，張海超“開胸驗肺”才得以維權難免給他人這樣的示范——只有用極端手法，才能被關注，才能解決問題。張海超之后，還會有多少個劉海超、王海超以極端方式求助？那時，我們有多少個督導組可派？

　　所以，“開胸驗肺”需要的不只是衛生部的督導，糾正錯誤也不只是鄭州一個城市的事。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不僅需要“盡快解決”，更需要“全面解決”。

　　糾正一個錯誤并不難，難的是從根源上避免錯誤發生。“開胸驗肺”事件，有理由引發全社會對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的反思：對于職業病要求用人單位蓋章確定的“自證其罪”，現實中是否可行？當用人單位不愿配合時，勞動部門怎樣快速介入進行“責任倒置”？對于被指定的職業病診斷機構，又靠什么保證他們的公信、監督他們的偏私……唯有填補制度漏洞，張海超們無奈的自殘“自救”，才能成為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

　　類似的事件提醒我們：以往那些為了追求經濟發展“遷就資方、將就勞方”的思路已經誘發出諸多社會弊病，體制性糾偏成為當務之急；公共政策不能只以下層“不出事”為目標，必須俯下身來，直面各種各樣的勞資矛盾。

　　發展為了人，發展依靠人。唯有將改善廣大勞動者的勞動條件、勞動收入、勞動保障等作為全社會的頭等大事，才能形成一種雖然可能比較辛苦，卻仍然能夠感受尊嚴、有希望的社會生態。而這，不但是普通勞動者提升幸福感的希望所寄，也是一個社會繼續前行的動力源泉。(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