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發放可規范、可控的車補，贖買官員不規范、失控的公車福利，以此來讓官員放棄一些既得利益，這種“贖買式改革”似乎已成為當下車改的主流模式，許多地方都在積極推進這項改革，規范化的車補在爭議中也獲得了許多人的理解，比如近日杭州的車改。但也有一些地方，由于政府在車改上毫無節制的貪婪，借車改往自家腰包里狠揣錢的行為，激起輿論極大憤恨，比如遼寧遼陽弓長嶺區的“每年車補最高8萬”。

　　新華社記者在2008年4月下發的中共弓長嶺區委、弓長嶺區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弓長嶺區公務用車改革實施方案(試行)》的通知上看到，區級領導車補發放標準為，區委、區政府正職8萬元／年，區人大、區政協正職6.5萬元／年。而該區區委宣傳部的負責人表示，本區車改之前公車支出占正常辦公經費的70%，車改第一年就綜合節支320萬元。(新華網7月23日)

　　杭州車改領導最高2600元的車補，尚引起輿論爭議。行政級別比杭州低幾階的區長官竟年補8萬元，還理直氣壯地高呼節約，還有點兒起碼的政治廉恥感嗎？平均每月近7000元的車補，每天近250元，你每天要跑幾千公里，僅車補就8萬元，你本身的工資是多少？更耗錢的房補又得補多高？這哪里是補，分明是搶！

　　就是直接取消公車福利又如何呢，沒有了車這官就當不下去了嗎？雖然很不情愿，但其實輿論已在情感和理性上認同了實際上向既得利益群體作出很大妥協的贖買式改革，畢竟這樣可以減少改革阻力，也確實能將失控的福利規范化——輿論很務實地讓步了。但某些地方官員實在貪得無厭和得寸進尺，利用公眾的妥協和納稅人無權監守財政，打著改革的旗號自肥，把贖買操縱成一場對公共財政的瘋狂掠奪。毫無羞恥地用自己的左手給右手發錢，車改年補8萬，就是這樣的瘋狂掠奪。

　　那個車補拿8萬的領導，不要跟我說比過去節約多了，也不要說沒有違反相關規定，更不要說還有地方更高——捫心自問，這8萬你拿得真心安理得而不覺著手上發燙嗎？

　　再來說說“比過去有很大的節約”，這是不少地方為畸高車補辯護時的常用借口。官員口口聲聲談到過去的公車費用——可在公眾根本看不到每年的財政用度狀況，看不到政府每年花銷賬單，對公共財政缺乏知情權的情況下，誰知道你所說的“車改第一年就綜合節支320萬元”是真的，還是編出來的。財政是一筆不透明的糊涂賬，納稅人看不到并無從監督，所以任何“為納稅人省了多少錢”、“與過去相比節約很多”的宣稱都不可信。為什么不敢公布所有的政府花銷，讓公眾自己去算這筆賬。只有當做政績展示時，才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宣稱“比過去節約了多少”，把丑事當成了好事，把不光彩的事偷換成冠冕堂皇的，為什么過去不向納稅人公布這些數據呢？

　　如今官場喜歡為了營造“起碼比過去有進步”的次優幻覺，就把過去描述得一團糟，盡可能地展現過去的缺點，以此論證如今有許多缺陷的改革措施尚不是最壞，什么“禁酒令省下了4300萬”、“38個會議省1000萬”，這種邏輯在車改辯護中被用得最多，遼陽弓長嶺區的官僚就把這種邏輯用到極致。

　　本人并不苛求完美無缺的改革，認同次優思維，即使存在很多缺陷和不完美的地方，但比過去有所進步就值得贊賞——次優思維是一種務實的思維，但這樣一種思維正被官場某些貪得無厭之流濫用，成為遮掩其驚人貪欲的遮羞布。某些地區的車改就是這樣，他們利用公眾對財政用度的不知情，反正過去的集體之惡也無法追究，于是盡可能去丑化過去，把過去的情況說得很糟，從而論證如何并不算太壞，甚至可以算得上可以接受的次優。他們所做的不是論證改革本身的正當，而是在顧頭不顧腚地丑化過去中為自己辯護。無論車補如何的過分，但比過去還是有節約啊，“次優思維”就是這樣被濫用。

　　使用“次優思維”本有兩個原則：一是信息是充分透明的，過去的那些缺點和問題是現實存在的，人們可以基于充分的信息進行今昔對比；一是本身要有獨立的、站得住的理由，本身要能經受得住起碼的理性拷問，不能完全與過去相比來凸顯正當。而遼陽此區的8萬元車補，兩個方面都站不住腳。一是信息不充分，純粹是宣傳官員一面之詞，誰知道與過去相比是不是真的節約了。一是經不起理性拷問，沒有論證8萬元車補本身的正當性，而僅僅是拿過去當幌子。尤其讓納稅人恐懼的是，這樣的改革還在被兄弟縣市借鑒和效仿。

　　車補8萬元還算節約，看看權力編造的改革幻覺，看看權力是多么貪得無厭，看看務實的“次優思維”被某些官僚糟蹋濫用到了什么惡劣的程度。我不反對以車補贖買公車福利，但我反對這種無恥的贖買。(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