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判決，對一個經常在城市里以飆車為樂、視別人生命如草芥的富家子弟來說，顯然太輕了，也難以讓其他飆車者吸取教訓。

　　7月21日《齊魯晚報》報道，20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對杭州“5·7”交通肇事案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三年，法院認為，這是依法的從重處罰。此判決一出，令不少人感到“缺乏安全感”。

　　一項在現有法律體系中“頂格”判處的結果，為何還是令人覺得“缺乏安全感”？網民“三個蘋果”認為，作為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當超速達到50%以上以及醉酒駕車，都應該算作危害公共安全罪。筆者認為，現在我們需要思考，是不是應該考慮社會發展的現實情況，在立法上與時俱進。顯然，交通違法成本太低，已經不適應汽車時代的現實需要。

　　任何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的行為，都應當依法受到嚴懲。飆車奪命行為之所以引起公憤，就是因為肇事者把自己的一時快意凌駕于他人的生命安全之上，而且這種行為在許多城市都存在，甚至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公害。我們知道，交通事故是當今世界威脅人類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可怕的殺手之一，因此，在城市里飆車并導致他人人身傷亡，作為一種新型犯罪行為，考慮到其比較常見而且危害較大，相關立法需要及時跟進。

　　退一步講，即便現在飆車“不是法律規定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為要件”，根據被告人行為的性質及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也有必要對飆車的含義在法律上重新界定。就事論事，胡斌及其同伴酒后駕車，在城市主干道上超速行駛、相互追趕等行為，已經將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置于危險中，并嚴重危及公共安全，按現在的法律懲處，顯然無法達到懲戒的目的。

　　杭州飆車案“依法從重判處”還令人缺乏安全感，絕非沒有道理。人們有理由對司法的有效性產生懷疑，因為就在出事的五個月前，胡斌駕駛著同一輛車在滬杭高速公路上狂奔，時速高達210公里，超速如此嚴重，胡斌卻沒有受到嚴厲的處罰，這無疑縱容了他的飆車行為。因此，法院的判決，對一個經常在城市里以飆車為樂、視別人生命如草芥的富家子弟來說，顯然太輕了，也難以讓其他飆車者吸取教訓。

　　交通肇事和飆車肇事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對飆車造成人身傷亡的要加大處罰力度，以此來杜絕飆車行為。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有理由對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存疑，相關部門也應對公眾的質疑作出積極回應，否則，不但不足以平民憤，也不足以體現司法實踐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