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人民法院在案件具體作案時間都不清楚的情況下，竟然判定徐文勝等三名男子在“2008年二三月份的一天下午”犯下了強奸罪。此外，在該案中，介紹賣淫的人構成“介紹賣淫罪”，嫖娼的人卻構成“強奸罪”，起訴定性是“輪奸”，最低應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被告卻被判5年(據7月15日《新京報》)。

　　這宗“葫蘆案”的諸多糊涂之處，最終還要二審裁判為我們解惑。但案件所反映出的某些基層司法生態和司法制度變異卻讓人不無憂心。

　　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以后，中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在司法理念上也開始轉向追求“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控、辯、審三解結構模式”得到初步的確立，偵查、檢察與審判之間的關系得到進一步厘清。同時，檢察機關還被賦予了法律監督職能，檢、警之間又有著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從控訴的角度來說，偵查與檢察有著共同的訴訟追求，需要相互配合；從監督的角度來說，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又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檢察占據主導。

　　在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一宗公安辦下的“糊涂案”要想成為判決上的“葫蘆案”，光在訴訟流程上就要經過提請批捕、移送起訴、審查起訴、提起公訴和法庭審理等環節。在這每一個環節里，精密化的制約程序都不難發現這案子當中的“糊涂”之處。

　　比如，當公安偵查終結之后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檢察機關在審查中如果發現了這許多“糊涂”，理應退回補充偵查不起訴。若公安機關兩次補充偵查之后，案件事實仍然不清，證據仍然不足，檢察機關則應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即便檢察機關也“糊涂”了，將這“糊涂”訴至了法庭，也還有法官的把關。然而這宗“糊涂案”卻在整個訴訟流程中，在立法機關精密設計的權力制約系統中，“過五關斬六將”，終將“糊涂案”變成了最終的“葫蘆案”。

　　會不會是檢察官或法官沒有發現案中的“糊涂”之處呢？最新報道說，東至縣人民法院某負責人解釋說，“二三月份的一天”這樣的表示，“嚴格從法律來講，是不恰當的。”但是，“因為公安局沒有查清楚，就只能這樣表述了。”問題恰恰就在于，為什么公安沒查清楚，法院就只能這樣表述？難道當地檢察院和法院都得聽公安的？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又何在呢？

　　如此尷尬的制度實踐，實則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司法流弊。長期以來，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沿襲著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的流水作業模式，公安、檢察與法院雖然機構獨立、職能各異，但在一些地方，出于打擊犯罪的“一致”目標，往往被要求統一步調，擰成合力。因而，公、檢、法也成了政法系統中的兄弟單位，制度設計中的“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約”事實上成了“多講配合少講制約”。“公檢法聯合辦案”或“公檢法聯席會議”等有違司法制約理念的司法運行方式還仍然存在。這些年來，檢、法兩機關的獨立性雖有所增強，但囿于某些根深蒂固的法外規則或潛規則，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依然存在。“葫蘆案”的發生，或根在此處。